（来源：上观新闻）
“细胞是怎么死的？”这个问题，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主任袁钧瑛在哈佛求学期间提出时，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人在研究。教授对她说，细胞死亡不可能有那么重要。她没有接受。
这种锲而不舍的追问姿态，在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多位“最强大脑”身上都有体现。接受新民晚报记者采访时，三位顶科奖“生命科学或医学奖”得主——袁钧瑛、邵峰和王晓东不约而同谈到同一个话题：中国基础科学已完成了能力建设，下一步要追求的，是能不能问出真正重要的问题。
迷人的无中生有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峰2005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完成博士后训练后回国，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建立实验室。2010年后，国家政策推动大批海外学者回国，从顶层设计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现在中国在三大顶刊上发表的论文和美国不相上下。”邵峰说，过去15年中国在生物医学领域的进步非常快。
2026年世界顶尖科学家奖得主 摄影：徐程
2003年，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主任王晓东回国。“只要有KPI、有明确目标的事情，中国科学家都能做得很好，而且会越来越好。”但他紧接着说，科学除了大家能看到的问题外，最令人着迷的是“你不知道什么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可能并没有明确目标”。
他用自己的研究经历说明这一点。当年他发现，受到紫外线或抗癌药物刺激的细胞，会释放线粒体外膜蛋白细胞色素c，而已知的凋亡调控蛋白BCL-2能阻止其逸出；释放出的细胞色素c会介导“凋亡小体”组装，激活半胱天冬酶，驱使细胞走向死亡。“没有任何以前所谓的‘科研目标’能告诉我们，细胞色素c会参与细胞凋亡。”在发现之前，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王晓东说，这就是“从0到1”，是无中生有。科学最迷人的地方，就是无中生有。
这种“无中生有”需要特殊的文化土壤：对科学的追求不能太目的化。“如果眼睛盯上了任何地方，就可能忽略了广大的世界。”王晓东坦言，为了了解世界而工作、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从传统文化角度看，“还是我们比较稀缺的一种思维方式或思想状态”。
无法回避的焦虑
在邵峰看来，我国基础科学已“完成了一个体系的建设、能力的建设”，现在摆在面前的是，如何形成一种氛围，鼓励年轻科学家做特别原创的工作，挑战不太可能的事情。“我所知道的相当多年轻科学家，还是在考虑如何在科研生涯里‘爬楼梯’‘拿帽子’。虽然这种导向正在被纠正，但它也是一种阶段性的现实。”
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并不回避年轻科研人员的焦虑。生物医学体量越来越大，需要的资源越来越多，可资源总是有限的，这意味着焦虑可能还会加剧。他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为例：年轻人进来后，五六年内不要求每年汇报，考核也没有硬性指标，不问发了什么文章、拿了什么“帽子”，只问在做什么、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意思、打算怎么做、实验结果说明了什么。“我们内部对年轻人的交流，更多还是停留在科学层面。”
提好问题的能力
袁钧瑛把话题拉回“更根本”的地方：提问的能力。“做好的科学，最需要训练学生的地方是提出好问题。”生物与化学交叉中心特别强调学生的提问能力，甚至在评价时设定一条硬性指标：是否在学术报告中提出过问题。“我们要逼着他们问问题。”
“问问题的本领，在AI时代并没有被减弱。”袁钧瑛说，“AI不能提出一个好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说，未来无论是教育还是科研，提出好问题的能力仍然是我们人类独有的。”
值得关注的是，在制度层面，改变正在发生。王晓东注意到，近年来，一些基金开始支持科学家本人，而不是支持具体项目，给科学家足够的自由去探索未知中的未知；评价的时间轴也在拉长，不仅看几年内做出了什么，还看整个科研生涯中真正发现了多少未知。
三位顶科奖得主指出，当“能不能干、有没有钱干”不再是主要问题，“到底要干什么、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就成为中国基础科学再往前走必须回答的问题。
王晓东说，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以中国对科学的重视程度和资金支持程度，“会有越来越多的原创工作在中国基础科学界涌现”。
原标题：《中国基础科学下一步缺什么？三位顶科奖得主：缺的是“问出好问题”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