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按下拍摄键，镜腿上的指示灯毫无反应，摄像头却已经开始工作。实现这一切的，只是一张售价不到10元、贴在指示灯上的黑色“遮光贴”。
几元钱就能击穿主流AI眼镜的隐私防线，是技术做不到，还是厂商不愿做？除了偷拍之外，AI眼镜正走向全天记录，背后是否存在更大的数据安全挑战？
近日，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解析AI眼镜的隐私困境为何难以解决，以及如何应对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安全隐患。
钟俊浩坦言，现有多数智能眼镜的隐私提示仍属“礼仪性告知”，AI企业受体验、成本、责任三重考量，缺乏进一步强化防护的动力。“行业的技术能力是有的，但落地的动机不足。产品叙事回答的是‘消费者能获得什么’，隐私保护回答的却是‘旁人会失去什么’，二者天然错位。”
钟俊浩认为，市场上出现一种责任错位的现象：当产品设计留有漏洞，出现偷拍事件时，舆论往往将问题归结为使用者个人素质，而弱化产品本身的设计责任。
他同时强调，AI眼镜可以“全天看见”，但不能无节制地“全天记录、全天上传”；敏感数据持续留存并交由企业后台掌控，已越过隐私红线，需要技术、企业、行业、法律四个层面协同发力，让“可信”成为AI眼镜行业的底色。
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
澎湃新闻：在各大电商平台上，不到10元的“遮光贴”销售量高达6000余件，也就是说，几元钱的配件就能让主流智能眼镜的隐私提示机制失去作用，从技术安全的角度看，这样的防护是不是形同虚设？为什么厂商不做一些从硬件层面就无法绕过的提示设计？
钟俊浩：从协会调研了解的情况来看，现有多数智能眼镜的隐私提示机制，很大程度上属于礼仪性告知，确实存在“一贴即破”的硬伤。
不少消费级机型的拍摄提示依赖独立指示灯与软件层遮挡检测，二者在工程上往往并非与成像链路完全绑定；遮光贴主要改变可见光路径或光敏读数，系统有时难以区分是贴纸遮挡、镜片起雾，还是进入隧道等导致的正常环境变暗，拍摄流程仍可能继续运行。
这套隐私提示就像一根可以被人为剪断的保险丝，软件层面的检测很容易被物理手段绕开。我们在行业调研中注意到，部分机型提示音仅佩戴者本人能听见，指示灯藏在镜腿内侧，拍照仅闪烁一瞬，外部很难察觉拍摄行为。
电商平台，某款遮光贴纸展示图片。
我们跟企业交流下来，企业并非完全没有技术能力去强化防护，但大家会权衡三笔现实账：
第一是体验账，严苛的遮挡检测容易误判，导致“该拍摄时无法拍摄”，干扰用户正常记录。
第二是成本账，增加共供电硬件、多重传感器、外放提醒等方案，会带来重量增加、续航下降和物料成本上升，在行业抢占市场份额的窗口期，企业接受度有限。
第三是责任账，在缺少强制标准的前提下，某一家企业率先加码硬件防护，反而可能被市场解读为产品限制多、拍摄体验差，企业缺少主动加码的动力。这三笔账，靠企业单打独斗很难算得过来，恰恰需要我们协会把行业层面的标准和规则先建起来，让守规矩的企业不吃亏。
当然，技术上做不到100%杜绝恶意改装，即便是硬件串联供电的方案，也会面临暴力拆机短接的风险。如美国新泽西州议会2026年9月提出的A5478法案（审议中）拟要求，可穿戴摄录设备配备清晰、自动、持续、不可禁用且不可遮挡的录制指示，并禁止销售专门用于规避该提示的配件与软件，这类立法思路可为国内行业治理提供参考。
我们认为，要作恶的人总会想方设法作恶，治理的关键在于抬高作恶成本、压实各方责任，单纯依靠企业自觉，很难完全解决廉价配件破解防护的问题，需要技术、企业、行业、法律四个层次协同发力。
第一，技术层面，抬高作恶成本。把拍摄提示与成像链路做硬件级绑定，提示灯与摄像头主控共供电，叠加测光、测温等多维度遮挡校验，必要时上物理快门，让几块钱的遮光贴彻底失效，把恶意改装的门槛从一张贴纸抬升到拆改硬件的量级。
第二，企业层面，提醒厂家主动而为。厂商要主动提高产品标准，把“持续、清晰、不可规避的录制提示”作为出厂底线，而不是等监管上门、等舆论发酵再补救，生产厂家必须守住主动作为的道德底线。
第三，行业层面，健全行业标准。加快把关键防护要求写入团体标准，推动向强制性标准升级，依托自律公约的事件上报、用户通知、安全更新年限等条款树立标杆，让合规企业有依据、观望企业有压力。
第四，法律层面，完善法律依据。推动明确销售规避提示的配件与软件本身的违法性，参考新泽西A5478法案的立法思路，让配件卖家和改装黑产直接面临法律追责。四个层次合起来，才能把“几元钱攻破防护”变成“作恶者付不起的代价”，真正修复公众对AI眼镜的信任。
澎湃新闻：目前国内智能眼镜赛道非常热，品牌数量很多，不少大厂也集中入局，但我们看到的一个现实是：产品发布会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拍摄有多清晰”“AI助手有多聪明”“直播有多方便”上，几乎没有一家厂商把“隐私保护设计”当成核心卖点。您觉得厂商是真的没能力做隐私保护，还是觉得隐私保护会成为销量的负担？
钟俊浩：在我们看来，行业的技术能力是有的，但落地的动机不足。产品叙事回答的是“消费者能获得什么”，隐私保护回答的却是“旁人会失去什么”，二者天然错位。
对购买产品的用户来说，被偷拍属于小概率事件，但强化隐私防护带来的成本增加、体验约束，是确定要承担的代价。市场上还出现一种责任错位的现象：当产品设计留有漏洞，出现偷拍事件时，舆论往往将问题归结为使用者个人素质，而弱化产品本身的设计责任。这个动机缺口，要靠我们协会把标准、标杆和监督机制建起来补上。
中国政法大学张凌寒也指出，硬件提示灯、遮挡检测这类关键设计，国内目前还缺少统一的强制性规范。这个规范缺口，正是我们协会要联合企业、专家一起推动补上。
我们参与推动的《AI眼镜可信视界自律公约》已经提出72小时事件上报、7日通知用户、安全更新不少于5年、敏感传感器须具备明确的启用提示与用户授权机制等要求，但目前仍属于行业自律，并非强制落地要求。把自律条款升级为行业标准乃至强制性规范，正是我们协会下一步要推动的方向。
想要扭转行业惯性，现实的推动力顺序往往是：先惧怕监管处罚，再履行立法义务，最后才轮到消费者用钱包投票。单纯依靠市场自发选择，很难倒逼企业主动把隐私保护打造成核心卖点。我们能做的，就是把监管、标准、消费者的力量往前推、往一起聚，用自律公约树标杆、用团体标准划底线，让隐私保护从“成本项”变成“竞争力”。
智能眼镜
澎湃新闻：从隐私保护的角度，目前AI眼镜功能繁多，对数据的记录也很全面，正在走向全天待命，背后应该有哪些边界？
钟俊浩：我们认为，AI眼镜走向全天感知，首先要划清一条核心边界：眼镜硬件可以“全天看见”，但不能无节制地“全天记录、全天上传”，佩戴者可以戴着眼镜全天候感知环境，但如果佩戴一天之后，环境画面、人脸、声纹等敏感数据持续留存、交由企业后台掌控，就已经越过隐私红线。
这里包含两层风险：一方面是周遭旁人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佩戴者本人的数据风险。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吉豫指出，日常感知过程中若涉及本人特别私密的信息场景，应确保关闭眼镜等功能，敏感信息被留存的风险不容忽视。
现实场景已经给出非常刚性的边界案例：教育部6月2日发布高考预警，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场，无论是否实际启用拍摄，一律认定作弊；华南农业大学2026年7月也通报多起智能眼镜违规带入考场并企图作弊的案例，这意味着公共敏感场景已经对这类设备亮起红灯。
法律层面，2026年1月1日施行的新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针对偷拍窃听、散布隐私作出明确约束；第七十条针对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进行规制。正规消费级智能眼镜通常带有摄录提示，一般不按“专用窃照器材”目录产品管理，但若经公安机关技术检测认定具备伪装隐蔽、无明显提示等特征，仍可能被纳入专用器材范畴——由此在“产品合法销售”与“隐蔽滥用”之间形成适用上的灰色地带：产品本身可合法流通，规避提示的配件随手可得，滥用行为更多依赖第五十条等条款事后追责。
参考我们参与推动的《AI眼镜可信视界自律公约》条款，数据边界应当落实几条原则：支持用户撤回、删除、导出个人数据；虹膜、面部、声纹等生物信息优先本地处理；坚持端侧优先，非必要不上云。欧洲EDPB主席Anu Talus提出的观点也值得借鉴：需要“清晰警示，而非隐藏意外”。
智能眼镜隐私保护的终极目标，是把“我一直在看”，变成“你一直知道我在看”。全天待命不等于无边界采集，感知与记录必须严格切割，硬件提示、本地存储、法律规制、平台治理多方协同，才能修复当下智能眼镜面临的公众信任赤字。作为行业协会，我们也会持续把企业、标准、监管和公众的力量聚到一起，让“可信”成为AI眼镜行业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