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1799年，雅各比在致费希特的信中首次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虚无主义”一词，担忧激进的启蒙理性将消解神圣价值、带来精神空虚。尼采则将虚无主义理解为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上帝死了”既是旧价值的崩塌，也为重估一切价值、唤醒生命自身开辟了道路。而今，人工智能带来的替代焦虑，正迫使我们重新追问“人之为人”的价值根基。
日前，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第四届虚无主义论坛——“AI与哲学人类学的复兴”上，与会学者围绕AI的存在论、AI与社会理论、AI的主体性、AI与哲学人类学以及AI时代的虚无主义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南开大学哲学院王南湜教授重新考察了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这一命题在AI时代的理论意义，指出它揭示出人类能够通过劳动实践、工具演进与文化传承不断生成自身，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人工智能可能替代的主要是受生存需要和外在目的支配的劳动，而诸如艺术创作、科学发现与批判等自由的创造活动，仍应被视为构成人之为人的重要维度。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教授强调，虚无主义虽然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一种“欧洲现象”，却实际上具备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在基督教信仰跌落意义上所说的无信仰，绝不是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基础，而始终只是虚无主义的一个结果。为此，应对这一现象的本质与具体表现作出区分，避免以现象或结果代替对其根源的追问。他认为，AI在特定能力方面对人类的超越，并不意味着对人类存在的全面超越；相反，应从人类自身独具的有限性或作为“终有一死的存在者”的本真存在处境出发，重新思考人工智能与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与中国美术学院孙周兴教授从海德格尔的“存在遗忘”与现代技术批判出发，判定数字技术已不再是单纯的外在工具，而是通过数据化、算法化与可计算性逻辑深入人的感知、行动和理解过程，从而形成新的数字存在形态。数字虚无主义既是技术文明的必然宿命，也是意义机制失衡的症候。重建具身感知、个体创造与艺术性生成的能力，才能为人的自由和尊严开辟新的空间。当算法接管了注意力的分配，哲学的任务便是重新教会人“如何停顿”“如何感受”与“如何创造”。这不仅是理论的回应，更是每个个体在技术时代必须践行的存在论操练。
山东大学中国阐释学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傅永军教授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语言、推理与自主决策等方面的发展，使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奠定的理性主体地位面临深刻挑战。然而，这一危机并不意味着人类存在本身将会走向终结，而是暴露出传统哲学将理性等同于某种逻辑化、形式化思维的理论局限。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哲学应该由纯粹理性转向历史理性，在历史性的理解活动中重新揭示人类自身的独特存在方式及其意义生成的可能性。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汪行福从霍布斯关于人的价值“价格化”的论述出发，结合马克思对劳动力商品化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提出了理解虚无主义的另一条可能路径，揭示了现代虚无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根源。虚无主义不仅表现为超验价值的瓦解，更表现为现代社会的商品化、金钱化与人的工具化。由此，虚无主义不再仅仅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性事件，而是深刻地渗透于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之中，并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普遍现象。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余明锋将AI喻为文明的“木马”：它是一份被馈赠的“礼物”，其内含的讯息尚未全然显现，而是正在传达。虚无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主体性形而上学，即人的“造反（Aufstand）”，人成为存在者整体的主宰、主体，而其他存在者沦为客体。AI时代需要重新审视这一主体性处境，因为AI不单纯是工具，而是建构“新现实”的基础设施。现代哲学用以言说人与机器差异的旧框架已然失效，哲学人类学需反思自身概念框架在多大程度上仍受制于形而上学。
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民族研究院共同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