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资讯）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如何避免过度的就业替代，让技术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近来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助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积极增强人工智能创造就业机会、赋能传统岗位、提升就业质量、激发创业活力的正面效应，有效减缓人工智能应用就业替代影响，努力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就业促进、民生改善相协调的包容性发展。
业内专家指出，应当区分长期发展大势与短期转型阵痛，不夸大冲击，也不回避矛盾。政策上一方面要拓展人工智能就业新空间，加快开发人工智能领域新职业；另一方面要减缓人工智能应用就业替代影响，完善人工智能治理，并加快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应对AI就业冲击
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通过亲身考察描述了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与工人贫困并存的现象。这一现象被经济史学者称为“恩格斯停顿”。近段时间以来，“恩格斯停顿”在学术界引发广泛讨论，折射出人们对于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劳动者境遇的关切与担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周文在《学习时报》发文指出，当前人工智能产业高速扩张、技术能力持续突破，但技术红利普惠不足、就业结构失衡加剧、技术主权博弈加剧、伦理风险隐患凸显等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可能形成人工智能发展的“恩格斯停顿”。探索兼顾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效率提升与公平普惠的化解路径，是推动人工智能安全、有序、可持续发展，实现技术向善、利民惠民的重大时代课题。
日前在中国新闻社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讲师王松表示，“恩格斯停顿”是历次工业革命在技术变革期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现象。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恩格斯停顿”问题的产生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应用中形成的生产关系。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过程中应坚持共享发展，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和倡导全球协同治理等。通过构建制度化的技术红利分享机制，让技术进步转化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
在2026外滩年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强调，当前可能是人工智能产生更大就业影响之前的短暂安静期，也是分析人工智能就业影响，提前做好理论和政策准备的窗口期。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不能寄望于技术自我修正，需政府干预与包括金融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推动人工智能向善。
蔡昉认为，人工智能未来会带来的就业冲击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因此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在冲击发生后被动应对，而是在制度层面搭建一个应对平台，让政府干预、政策干预与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形成共同目标与协同手段。围绕这一思路，他提出四方面主张：促进人工智能平权；引导好人工智能；超前培育需求弹性大但当前劳动生产率偏低的行业，例如服务业；推动制度重适配。
优化分配机制
《意见》提出，发挥人工智能在改善就业环境、提升职业安全水平、提高工作质效等方面的作用，优先在劳动力紧缺、环境高危等岗位推广应用。稳慎把握人工智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应用的范围、力度、节奏，尽可能减少对从业人员的冲击。鼓励企业探索建立失业缓冲期制度，在大规模推广应用人工智能过程中提前告知受影响劳动者、提供转型转岗就业支持。
国家发改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琪嘉表示，跨越“恩格斯停顿”要秉持技术向善、法治护航的思路，技术本身中性，关键在于应用导向，应当区分长期发展大势与短期转型阵痛，不夸大冲击，也不回避矛盾。要对新技术落地场景分类甄别，对缺乏社会福利增益的非必要替代加以调节。治理应兼顾技术源头引导与配套制度完善，尊重企业发展阶段差异，发挥规则规制的作用，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保障劳动者权益。
周文表示，适配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态势，必须加快补齐制度短板，构建“创新激励、风险防控、权责清晰、全程可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实现技术创新与制度治理同频同步。加快人工智能法治体系建设，聚焦算法歧视、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版权侵权、隐私泄露等突出问题，完善专项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明确各类主体的权责边界、行为底线与追责机制，让人工智能发展有规可依、有矩可循。
为了使全体人民共享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成果，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的改革也更为重要。
《意见》提出，健全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收入分配机制。培育发展智能代理等创新型工作形态，鼓励企业加大对公益性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和开源社区的投入力度，帮助劳动者拓展能力边界、提升劳动价值，推动更多劳动者积极参与技术进步并从中获益。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恩至表示，就收入再分配机制而言，必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为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劳动者提供基本保障。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在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的关键时期，社会保障制度尤其需要为民生兜底、为经济减震，帮助受到冲击的劳动者在过渡期内获得稳定收入，避免出现尖锐的社会经济矛盾。
蔡昉谈到，在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下，识别个体所受冲击究竟是个人问题还是宏观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为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充分覆盖，普惠性必须不断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投资于人”理念，应将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应对未来人工智能冲击纳入其整体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