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每经评论员 易启江
10月18日凌晨，演员吴越发微博怒斥视频号“花姐美肤日记”利用AI（人工智能）克隆其形象与声音带货，并开启“评论精选”收割粉丝。该账号还碰瓷邓亚萍，同类视频文案、画面高度雷同。这起事件并非个案，全红婵、孙颖莎、王楚钦等体育名将也曾在各类视频平台遭遇AI仿冒带货。
相关涉事账号已被封禁清空，但乱象远未根治。骗子固然可恨，但更该追问：一条造假视频从生成、过审、推荐到挂车成交，闯过了平台多少道关口？
AI仿冒名人带货，算法精准推送给明星粉丝，甚至不乏劣质产品。手握分发大权的平台，能把假“吴越”们靠算法精准推给相关粉丝，把粉丝、消费者对公众人物的信任贴现，其早已从旁观者变成助攻者，就不能一边享受流量与佣金收益，一边拿技术中立当作免责挡箭牌。
在很大程度上，对于AI仿冒名人带货而言，算法不是中立的“水管”，而是造假的“共谋”。
未显著标注的AI合成内容，不得对外分发传播，《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法规均作出约束。平台手握人脸识别、声纹比对等技术，完全能识别口型错位、声音违和的AI视频，却放任其上架带货，甚至算法助攻，难免让人怀疑是审核尺度向流量弯腰，成为利益共谋。AI工具由平台提供，流量由平台分配，交易佣金由平台结算，把责任推给技术中立，很难站得住脚。技术本身可以中立，但选择继续推荐的那只手，绝不能中立。
对于平台而言，审核关口必须前置，他们有责任核验明星、名人是否对带货的数字分身有“授权”。
普通商家常吐槽，自己用AI生成的视频审核处处受限、屡被限流，但造假账号却能堂而皇之过审上架并被推流，这不是正常的现象。
算法把名人的信用贴现给陌生人，即便用户看出是AI，也无法核实明星是否授权。
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本就要求平台对入驻经营者核验身份等信息。把“出镜授权”纳入核验清单，不过是把原有义务补进新场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未经许可AI复刻他人形象用于商业推广，构成人格权侵权。平台理应把授权核验放在发布环节，先审资质再开放流量，而不是等到明星维权之后才仓促封号。
如果没有事前核验、事中狙击，这些账号即使今天被封，明天仍可以改头换面重出江湖。
而从监管逻辑上看，事后法律惩戒社会成本高，事前预防才是治本之策。
封号、删内容、下架商品，只是末端“擦污渍”。造假团伙早已跑通“评论精选—收割变现—账号封禁—换号重启”的标准化流程，单纯依靠司法追责，社会成本极高，粉丝维权要自证“被欺骗”，成本远高于平台改一条推荐策略。
消费者维权举证难，涉案账号主体虚化、资金跑分分流，大量受害者连追责对象都找不到。末端处置替代不了源头治理，与其把治理寄希望于消费者打官司、消耗司法资源，不如压实平台主体责任，让平台对“推荐了什么”负责，而非只对“删了什么”负责：该标识的不放过、无授权的不放行。
AI时代，平台既是技术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也必须当好网络内容的守门人。技术可以快步向前，但治理责任不能原地踏步。只有确立“推荐即责任”的原则，技术中立才不会继续成为不法行为的挡箭牌。算法可以计算人心，但不能算计人心。不然，明天被仿冒带货的，不一定是明星，也可能是你我都信得过的“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