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澎湃新闻）
汉娜·阿伦特（1906.10.14—1975.12.4）
2026年10月10日，由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阿伦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暨“人工智能时代的共同体生活”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中山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河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阿伦特的政治哲学遗产，深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共同体生活面临的新挑战、技术现象学的存在论意涵以及心灵生活的当代重构。
本次会议共设四场主题报告与一场圆桌讨论。与会学者从阿伦特的“复数性”“世界性”“积极生活”等核心概念出发，在古典与现代、技术与人文、心灵与行动的张力中展开了多维度的学术对话。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云天遥主持开幕式。人文学院院长孙玉涛教授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学院的发展历程，并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时代哲学走向的两点思考：一是走向问题，二是从理论走向实践。他指出，这两个转向的最终旨归，是“让人文重新流行起来”。他谈到，今天大学中人文的缺位，并非理工学科之过，而恰恰需要人文学科自身反躬自省——人文学者应当更主动地做好人文的传播事业。在这个意义上，重读阿伦特，是为了回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工智能时代，人应当如何行动。
复数性危机：AI时代他者的消逝与公共领域重构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亮副教授在题为《复数性的危机：阿伦特视域下AI时代他者的消逝与公共世界的重构》的报告中指出，阿伦特将“人的复数性”（plurality）视为政治生活的根基：平等而又彼此有别的“人们”共同生活，这正是抵抗极权主义将人抹平为单一整体的前提。然而，人工智能的兴起正在侵蚀这一根基。他强调，与我们对话的AI并非具体的个人，而是由无数人的语言痕迹训练而成的统计生成系统——它制造了“拟主体间性”的错觉，却没有身体、生活史、连续自我与死亡。这种“伪他者”在认知、承认、伦理三个层面全面消解了主体与他者之间的紧张，带来的是“无冲突幻觉”与主体性的空心化。当他者从“谁”变成“什么”，“我们”便不再存在，公共领域由此面临严峻挑战。
在评议环节，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伟毅讲师肯定了这一诊断，认为它抓住了AI时代“他者消逝”的关键。同时，他从生命现象学的角度追问：AI没有出生与死亡，无法成为真正的他者，因此关键不在于AI是否“像”他者，而在于如何守护人的诞生性与复数性；此外，AI的语言痕迹终究来自无数具体的个人，它是否可能以一种扭曲的方式重构某种“无名的公共性”，仍值得进一步辨析。
现象学视域下的技术批判与人的异化
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王寅丽教授围绕《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的科学技术观》展开论述。她指出，阿伦特对技术的思考并非局限于伦理学层面，而是深入现象学—存在论维度，关注技术在现代的开显方式及其对人的积极存在状况的改变。通过分析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作为现代开端之“事件”的意义，阿伦特揭示了现代科学如何导致“地球异化”与“世界异化”，使人类身处一个无比陌生的宇宙。王寅丽进一步区分了古希腊的“techné”与现代的“技术科学”（technology）：古代技艺是自身有限的活动，也受到肉体自然的限制，现代技术一方面让人类“对自然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却是“自然的非自然增长”：技术的自动化过程让人的生物性生命成为机器自动运转的“原材料”，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在技术—劳动社会中，技艺人被劳动动物取代，人蜕化为“过度的普罗米修斯”——一个自我剥削的功绩主体。
评议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陈高华教授认为，报告阐发了阿伦特技术批判的现象学与存在论维度。他进而追问：阿伦特对现代技术的批判与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之间，究竟是继承还是分歧？现代技术“对自然采取行动”与政治行动的本质区别何在？在技术异化加剧的今天，如何重新守护人的世界性与公共性？他特别强调，行动者之间未必彼此赞同，但必须彼此照面与交流——产生结果的是行动而非制作，正是面对面的相聚与交谈构成了共同体。
断裂、当下与新的开端：时间视域中的思考与行动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婷婷助理教授作了题为《断裂、当下与新的开端——阿伦特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思考与行动》的报告。她认为阿伦特以罗马“宗教—传统—权威”三位一体的断裂为切入点，指出20世纪的政治事件彻底打破了传统之线，使人们陷入无根与迷茫。借用卡夫卡的寓言和“力的平行四边形”意象，她阐发了阿伦特视域中的“思考活动”如何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开辟非时序性的“思想小径”，从而中断线性的日常时间，彰显自由与主动性。在实践层面，她强调阿伦特的“协同行动”在裂隙中“开端启新”的特征：行动受自发性的意志触发，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偶然性，而宽恕与承诺使行动的自由得以维系。思考是内在性的“永恒的当下”，行动发生于历史性的时间之中，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自由的双重维度。
在评议环节，王寅丽教授肯定了从时间视域理解阿伦特思想的创新性，并追问：思考的“非时间性”与行动的历史时间如何衔接？数字时间与算法时间是否正在压缩“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她建议，论文可以进一步聚焦于阿伦特的时间性概念本身，将这一核心概念厘清，避免论域的过度发散。
行动与教化：如何培育一个真正的人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陈联营副教授在《如何培育一个真正的人？——阿伦特与黑格尔的不同路径》的报告中，从当代青少年的成长困境出发，指出古典的人性理想（君子、绅士或圣贤）在今天已然失效，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人的培育问题。他对比了黑格尔与阿伦特的两条路径：黑格尔将人规定为“有教养的精神”即普遍的个体，主张通过教育让个体重演人类文明的全部精神发展过程，但其代价是“教化的虚假性”——现代人轻易地领受文化教养，却失去了精神的深度。阿伦特则批判这种“有教养的市侩”将文化工具化，主张“人不是占有文化的容器，而是在行动中展现自身独特性的存在者”。陈联营强调，教育的本质在于“诞生性”（natality），即保护每一个新生儿开启新行动的可能性。面对“体验萎缩的时代”和日渐逼仄的公共领域，他呼吁以自由激发自由、以行动促成行动，借助具有持久性乃至不朽性的文化客体，培育独立的思想者与负责任的行动者。
李婷婷助理教授在评议中肯定了将教育问题引入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意义，同时追问：黑格尔的教化是否被理解得过于负面？阿伦特式行动者的培育是否需要制度条件与文化传统的支撑？保护诞生性与公共领域的萎缩之间的张力如何化解？黑格尔与阿伦特在此议题上似乎非此即彼，二者是否存在兼容与会通的可能？她还建议，可以尝试引入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以此展开中西哲学的对话。
生命现象学与政治哲学的重新奠基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伟毅讲师在《走出形而上学：阿伦特生命现象学对政治哲学的重新奠基》的报告中，对政治哲学的基础进行了深入追问。他指出，传统政治哲学通常奠基于形而上学之上，而阿伦特揭示了另一种可能性：真正的政治哲学基础关联于真实的政治生活。阿伦特将“人的复数性”视为政治生活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复数性根源于“出生”（natality）。形而上学以真理模式解释意义，错把“原因”当作“基础”，因而无法理解“出生”这一开启性的事件。因此，政治哲学的基础应在形而上学之外，回到“生命现象学”——即对活生生的、具有创造力的生命的揭示。在阿伦特那里，出生是自由的根源，政治行动的能力在存在论上扎根于出生。这一视角为当代政治哲学走出自然主义预设、超越后现代解构，提供了新的思想启迪。
评议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贵祥教授肯定了重新奠基政治哲学的理论尝试，同时也提出尖锐的质疑：阿伦特本人是否明确使用过“生命现象学”这一提法？将出生作为存在论基础，是否忽视了社会历史条件与物质关系？生命现象学与马克思实践哲学之间能否形成对话？他认为，这篇论文理论抱负很大，但论证的落实尚有不足——人的出生本身就带有社会性，“出生性”难以单独充当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用生命哲学为政治哲学奠基恐怕难以成立。他建议进一步厘清现象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并指出早在康德那里，内与外的截然二分就被视为“哲学的耻辱”。林伟毅讲师回应表示，“重新奠基”的提法或许需要作进一步修正。
世界性与无世界性：重构阿伦特的认识论批判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梁晓涵在《世界性与无世界性：重构阿伦特对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批判》的报告中，揭示了阿伦特思想中“沉思生活”的内在模糊性，提出阿伦特存在两种不同的沉思生活构型：“无世界性的沉思”与“世界性的思考”。她梳理了阿伦特对古代感觉论（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的批判，指出其共同谬误在于未能区分内感知与外感知，忽视了“剧烈的痛苦体验迫使人退回与世隔绝状态”这一事实。她进一步分析了以笛卡尔、胡塞尔为代表的现代主观主义的困境：内省的最终产物是“自我的发现”，而这恰恰消解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与之相对，阿伦特以“旁观者视角”和“共同感”为锚点，将“某人是谁”的显现从自省中解放出来，确立了真正植根于复数性、具有世界性的认识论框架。这种对“思考性退隐”与“沉思性退隐”的区分，为理解阿伦特思想的连续性与断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评议环节，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张诗羽助理教授肯定了报告对阿伦特认识论中“世界性”的发掘，并就旁观者视角与行动者判断之间的关系提出疑问：共同感是否可能被偏见与权力扭曲？友爱式言谈能否成为共同感的具体实践？这些问题仍有待进一步阐发。
治愈孤独：阿伦特论友爱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张诗羽助理教授在《治愈孤独：阿伦特论友爱》的报告中，聚焦现代人的孤独处境。她指出，现代经验中的“孤独”（loneliness）不同于“孤立”（isolation）或“独处”（solitude），它意味着从共同世界中被放逐，变成“卷入运动中的砂砾”，而阿伦特将友爱视为孤独的直接解药。她强调，阿伦特的友爱不是爱抽象的民族或集体，而是爱具体的朋友；友爱的本质在于“言谈”，朋友就是那些始终在愉快的分享与谈论中共同构建“小世界”的人。在思考层面，阿伦特主张“与自己成为朋友”，即通过“一中之二”的内在对话克服自我的不确定性；在政治层面，她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将其转化为“尊重”——一种既无亲密也无亲近的友谊。尊重源于我们共享同一个世界，它是对“世界中的个人”的敬重，而非对抽象权利或标签的膜拜。这条从“孤独”通往“友爱”的路径，为修复现代人的政治联结提供了重要启示。
杨轲轲助理教授在评议中肯定了报告的细腻分析，同时提出问题：友爱是选择性的、偏私的，它如何过渡为公共性的政治尊重？友爱能否成为公共领域的原则，抑或只能是一种前政治的经验？在AI陪伴兴起的时代，虚拟对话能否真正缓解孤独？
技术与神秘：技术世界边缘的意义源泉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云天遥助理教授作了题为《论技术与神秘》的报告。他认为，我们时代最直接成问题的东西是“技术物”，其基本特质——如阿伦特所指出的——是持久性（durability），即对变易的抗拒。在直白而明晰的技术世界中，工具属性规定了技术物的所是，神秘是缺场的；然而，在技术世界的边缘，依然遗留着一种神秘——自然。他强调，神秘是生存（实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神秘的压抑必然导致其以扭曲的方式现身，如对灵异现象的迷恋、对超自然能力的崇拜。我们恐惧神秘，是因为它威胁着我们苦心建立的确定性；我们向往神秘，是因为它是唯一真正开放性的意义源泉。借用里尔克的诗句——“美无非是可怕之物的开端”——他呼唤在技术世界中重新审视这一张力。
评议人梁晓涵肯定了报告对技术世界“神秘缺场”的现象学描述，同时提出疑问：“神秘”概念是否可能被浪漫化？对自然的向往是否可能退回无世界性的内在性？技术物的持久性与世界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重新理解？
本次研讨会不仅是对阿伦特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深切纪念，更是哲学面对当代技术变革的一次积极回应。与会学者通过文本重释与现象学分析，厘清了阿伦特对传统哲学认识论批判的脉络，深刻揭示了人工智能时代“他者消逝”“主体性空心化”与“无世界性”危机的内在逻辑。
在圆桌讨论中，学者们围绕阿伦特的“复数性”概念展开了进一步的交锋：从AI作为统计生成系统所制造的“拟主体间性”错觉，到现代技术造成的“世界异化”与自我剥削；从数字时间对行动裂隙的压缩，到“诞生性”保护与行动的开端启新；从“无世界性沉思”与“世界性思考”的区分，到友爱与尊重作为修复公共联结的路径——最终，讨论回到自然这一技术世界边缘的意义源泉。在技术与神秘、断裂与开端、行动与教化、世界性与无世界性的多重张力中，与会学者共同为构想人工智能时代的共同体生活贡献了理论启示。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云天遥、李翼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