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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达成的共识和后续交流沟通安排，为中美持续推进AI对话与合作提供了更多现实基础和机制保障。对于全球AI治理而言，中美走向务实合作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最终将会产生积极效果
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惠益，是今年9月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达成的共识之一。双方商定下次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探讨AI具体议题的空间逐渐打开
在以人工智能（AI）等前沿技术突破为显著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以何种路径推进全球AI治理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根据已有公开资料，美方在AI治理问题上更多强调对新兴技术采取“轻监管”，避免设立新的监管机构，已有法律能管的先用已有法律，仅针对涉及AI的“新型”场景制定规则，同时保留通过本国相关领域执法机构介入全球AI治理的可能。中方则把发展与安全并重、将保持对AI的人类管控与加强国际协调联系起来。
对于AI这个信息技术革命最前沿领域之一，相关治理路径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完善的动态进程。中美同意交流AI相关风险和惠益，说明双方在议程设置方面已就统筹兼顾发展与安全两方面的合理关切达成共识。虽然在具体政策工具的选择以及推进路径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对话沟通，但讨论具体问题的空间已经获得公开确认并且逐渐打开。这也表明，中美围绕AI议题展开对话是建立在务实合作的基础之上。事实上，AI风险应在何时识别和应对、企业与政府如何分担责任、跨境问题通过何种机制处理等具有现实指涉意义的功能性议题，越来越成为包括中美在内世界各国的普遍关切。
就全球来看，AI风险以及加以协调治理的必要性已经显而易见。AI生成合成内容可能被用于身份冒充、诈骗和虚假信息传播，个人信息也可能在数据处理与应用过程中受到侵害。模型输出失实、自动化决策失误以及智能体调用工具时偏离预期目标的潜在风险等，使责任追溯与人的干预能力成为实际问题。如何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推进对此类风险的治理，日趋成为各方普遍关切的焦点。
中国AI治理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
中国在AI领域的政策主张与治理实践提供了可供借鉴与参考的经验。
2023年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AI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中国方案，核心内容包括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主张建立人工智能风险等级测试评估体系；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等。2025年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出分类分级管理、风险测试评估、威胁信息共享和应急处置等等。2026年7月，中方又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强调技术监测、风险预警与应急响应，并重申保持人类对AI的控制。上述文件呈现出从原则表达向治理工具延伸的清晰脉络。
这种思路也体现在具体应用治理中。2025年9月起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围绕内容生成、传播等环节明确标识责任。其配套解读同时讨论技术可行性与企业成本，体现了在风险防范与应用发展之间细化规则的尝试。相关措施的效果，将在具体执行情况、技术变化以及公众使用经验等多重因素中得到持续检验。
在国际层面，中方还将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和加强治理参与权等纳入议程。这意味着，AI治理既涉及防止技术造成损害，也涉及不同国家能否获得应用技术和参与规则讨论的条件。从2023年中美等参与的首个全球性AI声明《布莱奇利宣言》，到这次的中美双边对话共识，安全、负责任使用和国际合作始终是重点关切。这些进程对于推进原则性共识的持续累积具有积极意义；而在具体行动层面，如何就监管强度、责任划分以及相关国际机制的权限等达成共识，将是后续对话与协商的重要议题。
为中美持续推进AI对话合作提供基础和保障
作为在全球AI治理领域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两个国家，中美建立人工智能对话以及AI事件沟通渠道的共识为双方持续深入交流确立了具体安排，使两国在AI领域的务实合作具备了可以跟进落实的议程。这毫无疑问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在相当程度上意味着，中美就围绕AI风险维持专业交流达成了基本共识。这种共识的潜在战略价值之一，将体现在降低不确定性和管理误判的可能性上。以跨境技术事件为例，如果双方能够及时确认事实、说明影响范围、核实是否存在共同的漏洞等，就有机会减少将技术故障直接解释为对方恶意行动的风险。
当然，从现有承诺走向实际运行，还需解决大量的技术性细节。比如哪些事件将会触发通报机制，哪个机构承担联络职责，如何保护商业秘密和敏感信息，收到通报后怎样反馈，都需逐一落地。风险评估方法和匿名化案例交流，也可能成为双方专业讨论的切入点。中方此前提出的测试评估、威胁信息共享与应急处置等，为理解这些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
建构并完善这样的机制，显然也将面临各种挑战。双方对于新增监管和国际协调方式的不同理解，可能对具体合作范围产生影响；通报所需的透明度与安全保密要求之间，也存在需要处理的张力。AI技术快速迭代、相关领域企业掌握关键运行信息、公共部门评估能力有待提升等因素，也使政府间承诺如何快速转化为实际行动并取得效果，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根据已有经验，中美此类积极的战略合作必然对更广泛的全球治理产生正向外溢效果。
展望未来，已达成的共识和后续交流沟通安排，为中美持续推进AI对话与合作提供了更多现实基础和机制保障。中方关于保持AI领域沟通对话、共同防范滥用风险和坚持以人为本等主张，也已得到明确表达。对于全球AI治理而言，世界普遍相信中美走向务实合作是一个好消息，围绕风险识别、责任落实和有效治理等方面务实沟通协商最终将会产生积极效果。（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