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投资时报》
文｜《投资时报》记者 曾娟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徐星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新文学思潮不断涌现。改革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层出不穷。1985年，在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之后，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也在《人民文学》发表，引发巨大震撼。此后，马原、格非、余华、苏童、残雪等人也加入到这一“现代主义”创作阵营，被称为“先锋派”。
几乎是一夜成名。那时候徐星还在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因为嗜酒被老板“发配”到清洁部打扫卫生。记者来采访，他索性把扫帚放置一旁，直接坐在台阶上侃侃而谈。回忆起那一年，他说，这篇小说得到不少好评，但也夹杂着巨大的争议，“最严厉的指责就是说我‘颠倒主流价值观’、‘反英雄’等”。
“当时我写的的确是一个小人物，他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所欣赏，又找不到方向。这代表了不少当时青年人的普遍心理，这些人失去了生活的依据和信心。”徐星说，“后来有人说，我的这部小说受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响。可是说实话，那之前我从未看过它。过后，我从朋友那儿借到一本看了，很吃惊，太像了，不是语句、结构上的像，而是情绪上。写作的人有时会有这种现象，这太难解释了。”
“我们必须得承认一个事实，那一代年轻作家看到了生活的荒诞感，困惑性是表达主旨。看上去有些逆反，其实都很正常。”很多年之后，《人民文学》主编、文学评论家施战军这样说。
1986年，已从烤鸭店离职的徐星与朋友一起，骑着刘心武赞助的自行车，从北到南穿越中国，大半年都在自行车上晃悠。那部著名的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便源起于那次旅行。
有人认为，《剩下的都属于你》是一部中国版的凯鲁亚克《在路上》。两个北京人所说的“痞子”，从北京骑自行车南下，目的是寻找一块能够让自己开怀大笑的地方。不过，这个特别小的愿望实现起来还真不容易，因为这世界上的一切好地方都已被人占了，好东西也早已有主了，虽然剩下来的都属于你，但剩下来的却是寥寥无几，像什么马路边上、垃圾堆里，乃至医院、监狱之类的地方，去不去由你。
甚至于剩下的，也未必真正属于你。
徐星用有些玩世不恭的调侃表达了自己对那个社会的审视与怀疑。旧的价值观已然崩塌，而新的价值观尚未建立，这个社会将会怎样？读完《剩下的都属于你》，你便有了答案。而当今社会的所有流弊，在那个时代都会看到自己的萌芽。从某种意义上说，《剩下的都属于你》也是中国社会的诺查丹玛斯预言，并且正在一一证实其正确性。
在朱大可看来，《剩下的都属于你》是一部完全被主流批评家忽略的“秘密杰作”，它无疑是八十年代“流氓叙事”的范本，为王小波们的日后书写指引了方向。王朔则谦恭地说，在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的时候，他还在写《空中小姐》，起点实在相差甚远。
但是这个名噪一时的先锋作家，却在很长时间消失在读者的视线之外。如今，他当起了纪录片导演，其纪录片作品《我的“文革”编年史》、《五加五》和《罪行摘要》产生了相当影响。但面对作家与导演的双重身份，他还是称自己为“三无”自由职业者。
投资时报：即便过去了这么多年，人们还是会经常谈到《剩下的都属于你》。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本书的？
徐星：1986年我开始断断续续写作，1987年动笔写这个故事。当时没准备发表，计划是写一个长篇小说，但在那个时代，家里出了很多事，就被耽搁了。
投资时报：有没有回过头去看自己的《无主题变奏》？
徐星：我写的东西一般不回头看。出版以后，每翻一点都会让自己觉得很羞愧，有点难为情。—这是我写的吗？这么幼稚！为了避免这“难为情”，索性就不看。
投资时报：在经历了二三十年之后，你怎么评价八十年代的文学生态？
徐星：有一定程度的宽松，这个我必须得说。学术界讨论、表达的多元是今天所缺少的，所以我在文学中的表达还能被接纳。
投资时报：当今文坛乱象不断，比如鲁迅文学奖评选就是一地鸡毛。八十年代是一个什么状况？
徐星：相对今天来说，比较纯净，是理想主义追求的事。我最近才听说了一个词，叫“跑奖”。各大文学奖上，大家来回找关系、托人，这叫“跑奖”。当年的氛围，用“纯净”这个词来形容还是准确的。
投资时报：在商品经济时代，文学也被高度物化了。
徐星：是。
投资时报：这是注定的吗？
徐星：我在西方国家生活过，文学还是比较高端、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但在中国很难说。我不确定欧美国家是否有作家富豪榜。比如写《哈利·波特》的J·K·罗琳，她可以进入收入的榜单，但这类通俗小说不叫文学。中国的文学排行榜以收入、纳税来衡量，我觉得对文学、艺术来说是很可耻的。我一直在说，用文学来做商业，或者用商业来做文学，这是对中国文学几十年来最大的破坏。它会误导很多年轻人的价值取向。
投资时报：国外文学界有没有一套稳定的发展秩序？
徐星：文学无法帮助你生存，可能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它是精神层次的东西。你需要具备谋生手段，才能生活下去。
投资时报：文学能不能成为一道大众日常生活的主食？
徐星：很难说。最近我也听过一些说法，历史上的大作家如果生活在今天，说不定他们也写网络文学。但是这种说法绝对悲观，我不怎么认可。未来人类还是需要读书，不是用手机看小说，也不是阅读网络文学。
投资时报：能评价一下你们这批“先锋作家”吗？
徐星：我一直没把自己定位成“先锋作家”，这是别人给我安上的一个光环。
投资时报：大家对你的印象是，你一直特立独行，你在那个年代自由散漫地生活，是一件挺酷的事情。
徐星：当时真的惶惶不可终日，吃饭、医疗都没有保障，但是心理压力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挺先锋的。结果，不出几年，社会成批出现像我这样的人，下岗、离职成为普遍现象。
投资时报：你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作家，导演，还是其他？
徐星：我不给自己定位，这些都是别人给我定位的。我不是作协会员，也从来不参加会议，不参加评奖，你怎么能定位我呢？有人说我是作家，有人说我是导演，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从来都不意味着什么。官方给我的定义是“三无”人员。
当然，我的读者比较喜欢我，在他们心目中会觉得我是最好的作家，或者喜欢我拍的电影，可能我就是最好的导演。别人通常问我做什么，我说是自由职业者，而且还是混得不好的自由职业者。但是也可以是作家、导演。
投资时报：你总得生活吧，你的生存手段是什么？
徐星：各种各样的招，够我勉强生活下去就行了。除了稿费，我还会帮别人做点小活，拍点小东西。但我好像物质欲特别低，我的生活乐趣不在于物欲。普通人要满足自己这方面欲望的话，要付出的代价特别大。
投资时报：可以说你是个连野心都没有的人吗？
徐星：野心？能干嘛。我现在经常可以很自信地欣赏自己的生活态度，也很乐意分享给别人，虽然大家不一定能接受。生活中节制一些自己的欲望，你的空间会更多，自由度会更大。当然，我在这方面比较极端一点。我没有保险，没有遗产，没有固定收入。我的亲人都特别为我着急，觉得我再这样下去怎么办，当我再老点，失去创作能力的时候，活着像行尸走肉一样，怎么办？那我想，那个时候生活没有乐趣了，能自我了结就自我了结吧。
现在我觉得生活乐趣特别多，比如正在从事的纪录片拍摄，全身心地做一件事情，能展现我的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
投资时报：你现在拍纪录片的资金来自哪儿？
徐星：都是自费。当然，凭我自己的能力和资金，也办不成这件事情。但我有几个走得亲近、认同我价值观的朋友。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很直接地提。他们也时常主动提供资金，但我通常都谢绝。他们资助我，就是在拿这些钱打水漂。朋友们也都知道，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有回报的。
投资时报：你在国外生活多年，这些经历对你回国后看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
徐星：多了一面镜子。欧洲发达国家人际关系比较松弛，互相之间充满信任，已经走入了文明社会，进入了一种人类正常生存所应有的大环境，而我们还在利益链上挣扎、厮杀。
投资时报：你曾说回到中国，是因为中国有梦想。
徐星：西方国家也会变，但是已经有一种固定模式。比如，中国年轻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但在西方国家，梦想差异不大，会平均化，孩子们从小要当律师、医生，能够按部就班完成这个梦，生活境遇差别不大。这种模式，对我来说不舒服。
投资时报：看上去你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徐星：抽象意义上，很乐观，但在具体的事情上，还是有点悲观。
投资时报：对于文学的社会意义，你怎么看？文学是否只能用来对抗庸常生活？
徐星：我觉得文学的初衷在于自我表达，是一种表达的渠道。至于文学的社会意义，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文学就是高度个性化的表达，它会在社会上、在人群中产生认可和共鸣，这是文学的外在意义。
投资时报：信息泛滥会不会降低我们的感知能力？
徐星：信息渠道太多会分散注意力。跟朋友吃饭，你会发现总有人用大量时间看手机。庞杂的信息给了人们逃跑的渠道，可以借此逃避思考。现在逃避的通道太多，多到无法面对自己的问题。我觉得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最好对这样的潮流要有所抵触，有自己的立场与姿态，才够得上“知识分子”这个词。但是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做不到。我可以吹牛说，他们都不如我。网络上，他们所塑造的那种形象都不吸引我，而且我也不屑，我没有时间去做那样的事。
中国现在缺的不是所谓的“公知”，缺的是像我一样做事情的人，做小事的人。中国传统文化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说“士”要“知行合一”。在我看来，这种人还是比较少。但我要求自己这样：我可以不做一个知识分子，但我可以做个“知行合一”的人，活的很统一、活的很自由的人。这些东西于我而言，并不是清规戒律。正好相反，它们能让我从中获得很多乐趣，我才能愿意把我的享受跟大家分享。当然，别人不一定能了解这种享受。
投资时报：你如何看待新技术的革新？
徐星：双刃剑。我在意大利一个小城闲逛，发现墙上挂有很多生锈的大铁环，当年用来拴马的，相当于现在的停车场。看文学史你会找到很多趣闻，当年有好多沙龙，我当时就想，这些人是怎么约到一起聚会的。他们如何能在准确的时间里见面，还在艺术史上留下了美谈、文献。这非常好玩。在新技术环境下，大家注意力这么分散，这些人还能不能约到一起聚会？他们还能不能为人类社会留下什么美谈、文献？不知道。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