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陈妍妍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语出《诗经·大雅·文王》。
《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多堂，寓意人才济济之堂，高晓蒙希望他的公司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
“人才多了，我们的公司也就越来越好了。”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北京三多堂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晓蒙表示了他对人才的重视。
对于文创企业而言，最贵的就是人才。在高晓蒙看来，现在纪录片行业刚刚迎来开始起飞的时刻，这个时候投入资金、人才都是最好的时候，等到它真有一天起飞了，那个时候门槛就高了。
十六年来，公司一直以投资、制作大型纪录片为主，主要作品有《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汉字五千年》、《走向海洋》、《晋商》、《我们的奥林匹克》、《唐之韵》、《望海南》、《20年20人》等，不仅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也摘得了中国纪录片的几乎所有最高奖项。
2011年3月31日，公司获得国润和丰注资，认购其15%股权。今年3月18日，三多堂成功在新三板挂牌，成为“纪录片第一股”。
8月13日，三多堂披露了它登陆新三板以来的首份半年报。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63.83万元，同比减少49.35%，净利润25.89万元，同比减少 85.01%。
不过，这并不影响公司的持续增长能力。“由于纪录片制作尤其是大型纪录片的承制具有周期长、制作进度非均匀等特点，受若干大型纪录片制作进度影响,报告期内营 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均有所下降，但公司全年经营成果不会存在异常波动。” 高晓蒙解释。
总结公司十多年的发展，高晓蒙用“紧紧张张、慢慢吞吞”这八个字来形容。“纪录片是一个需要长跑的领域，不像别人可能蹭地一下就起来了。所以横向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真的太慢了，像蜗牛一样慢。但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我们还是做了一些能够对这个社会进步有帮助的节目，当你做的节目对于这个社会进步、对于提升别人的理性起到了某种帮助的时候，这种内心的满足感还是可以用来平衡财务上的不足。”
首次试水纪录片电影
当“炮灰”也光荣
不久前，公司首次试水投资的纪录片电影《我就是我》上映后，不幸遭遇票房惨败，最终以670万元的票房收官。
“当初投资的时候，大家预估的票房至少是在5000万元以上。首先它有快男的粉丝，快男的粉丝虽然比不上韩寒和郭敬明，但是那些人加起来也有1000万元。有这么多粉丝，然后有一个国际上知名的导演，再加上湖南卫视的力推，光线做发行，不敢说票房能有多高，但总觉得不会太差吧。”
虽然自己只是投资了50万元试水，就算全赔了影响也不会太大，但自己的预期与市场反响的差距还是令人失望。高晓蒙感慨“真是隔行如隔山”，电影市场远比自己想象的要残酷。
不过，高晓蒙同时觉得自己虽败犹荣。“这对纪录片人而言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仗，虽然我们战败了，但对于我们来讲是一次尝试，下一次就知道跟市场对接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虽然这次纪录片电影已经有了几个很市场化的地方，比如说有湖南天娱的主投资、光线的强力加入进入院线和故事PK，宣传也做了不少，但是可能跟市场还是对接的不够。例如最近我听朋友说，有个电影投资方在电影上映第一天，自己就买了4000万元的票房，这是我们目前不可能做到的。”
高晓蒙比喻说，纪录片真正跟市场对接的时候，才发现我们还拿着镰刀斧头，而人家已经用上了生化武器。
经历了这一次惨痛的失败教训，高晓蒙坦言，未来投资电影会更理性，需要经历一段舔伤的时期。“不会盲目地说我们要马上跟别人再干一架，大家会好好总结，看看有没有可能遇到更好的机缘再做。”
同时，高晓蒙认为，纪录片电影走向院线绝对是一个大趋势。“我不相信中国的观众就都是《小时代》的观众，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观众认为，去看一场纪录电影才是我进电影院的真正意义。但他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之前的判断早了一点，早了一点你就必须填这个市场的坑。但是当了炮灰也没关系，反正在这行业自己填了这个坑，能让后面的人踩也算不错。我走过的路前面也有别人给我填过坑。”
由舞台边缘向中间靠拢
需要大批优秀作品引爆市场
1990年，高晓蒙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前身）电视系。毕业后，他曾有机会进入北京的一个大国企工作。出于对“每天拍会议记录”的恐惧，他回故乡太原做起了山西电视台新闻部记者。
1996年下半年起，高晓蒙开始从事系列片节目的创作和运筹。迄今已带领三多堂传媒与中央电视台等机构合作制作了数十部大型节目，是国内纪录片界和机构合作最多、最成功的公司。
多年来，三多堂始终在纪录片领域，以承制电视台、大公司或机构的大型纪录片为主业。与国外成熟的纪录片市场相比，中国的市场还很不成熟。
“国外有很多纪录片频道，国家地理、历史频道等，中国还没有分成这么细。国外的纪录片电影也会有固定的一些观众，会定期去电影院看纪录片。你到国外的纪录片节展上面看，观众排长队买票看纪录片，很正常，在荷兰某些城市甚至全城的人都会买票去看纪录片。”
“但在国内，当你看到有那么多人疯狂地去看《小时代》的时候，你只能说中国纪录片的路还远。但是我相信慢慢会越来越多，未来如果我们做的节目能让人觉得这真是好看，看完之后就回肠荡气，我相信他们会为之付费。”
高晓蒙强调，纪录片的意义在于启迪心灵，帮助社会进步。“当一个社会老百姓的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觉得我去看一个可能暂时不能深入了解的世界，这对我的人生是一种极大的丰富。例如我可能去不了中国，但是有一个关于中国的特好的纪录片，我看了以后可能会对这个国家有不一样的认识。”
中国现在大部分观众还没有这样的认识。“如果有一天所有人都认为你带女朋友去看一个普通的故事片，那根本显不出你品位，你去带她看一场《归途列车》这样的纪录片电影，这个男孩才是可以托付的，这个时候，市场就成熟了。”
今年以来广电总局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纪录片的政策。例如，要求所有上星台每天都必须得播半小时纪录片，6月份的时候，刚刚新批了两家上星的纪录片卫视等等。
“你能够感觉到纪录片是不断从影视舞台的边缘向中间在走，虽然我们步子还比较慢，个子还比较小，但我看好这个趋势。”
《舌尖上的中国》的火爆，为中国纪录片人带来了新的希望。高晓蒙坦言，市场还需要一批类似的引爆市场的纪录片。“现在还是需要一些成功的作品来把这个市场做起来，就像中国电影最早有张艺谋这一批人，每个人出那么一两部电影就把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带出来了。”
高晓蒙介绍说，现在国内纪录片与国外的差距，主要还是在人才和资金两个方面。“当你这个行业做得有点起色的时候，各种资金都向你汇聚的时候，各方面人才一定会愿意来。”
一部纪录片拍了13年
开始布局新媒体
高晓蒙说纪录片人不能光靠情怀，还必须懂市场，识时务者为俊杰。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高晓蒙认为自己始终坚持两点，第一，不把未来规划的太明确太具体，不把什么事情都局限了；第二，始终要让自己保持柔软，如果是固执坚持某个不容改变的东西，迟早有一天会被淘汰。
这也是三多堂十多年来一直能专注在纪录片领域同时还能保持盈利的原因。
未来，高晓蒙认为网络视频、新媒体一定是一个方向，所以三多堂目前的战略就是必须有人能够了解新媒体的制作方式和思路。“传统媒体的制作方式与新媒体制作方式相比，就是‘盐少许’和‘盐两克’的差别，传统媒体只能做到‘盐少许’，但新媒体可以做到‘盐两克’，这是有本质差别的。随着大数据的不断发展，只懂‘盐少许’的人就没办法适应观众对‘盐两克’的需求。”
“我们已经给新媒体部门预留了三多堂最大的一个办公区，我认为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现在这个部门人员已经开始铺设了，全部都是年轻人，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群人。”高晓蒙介绍说，未来我希望他们最好是不要问我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想法已经不能适应网络时代的需求了。
8月21日，由三多堂自主投资的二十集系列纪录片《宋之韵》将在央视十套播出，这部纪录片的制作长达13年。每集22分钟，20集440分钟，做了13年。这一系列数字串在一起，记者忽然意识到“情怀”二字的弥足珍贵。
“2000年我们做了《唐之韵》，当时市场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唐、宋、元系列作为我们公司的拳头产品。只是启动《宋之韵》后，中间我们不得不为了盈利而去接其它的片子，所以做了13年。”
高晓蒙略显激动地说：“这个项目是三多堂所有人内心的一个梦想，对这个片子价值的认识我们出奇的统一，没有谁说这个片子不该做，这个片子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浪费了资金，大家总是想把这个片子尽可能做得更好。”
在高晓蒙看来，唐、宋、元系列纪录片之所以珍贵，还在于它的解说词。“解说词的作者是樊修章老先生，他在2007年去世了，去世前老先生把唐诗、宋词、元曲的解说词写完了，享年66岁。他写的时候把自己的人生感悟都写在里面了，那种文字是流淌出来的，情感充沛。”
这部系列纪录片对三多堂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高晓蒙还透露，未来他会启动非常大的融资，把之前的两部作品重新拍成高清版。
“这个社会总是需要有一些人有一点坚持、坚守，才可能有些变化。”高晓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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