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投资时报》 文｜约西·贝林（Yossi Beilin）翻译｜胡琦
以色列最后一位开国元勋是如何从“安全先生”转变为鸽派人物的
第一次见到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是在1963年，当时他是以色列国防部的副部长，刚刚40岁就已成为传奇人物。他被视为以色列开国元勋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的得力助手、摩西·达扬（Moshe Dayan）的密友、典型的技术官僚、聪明的媒体操纵者和卓著的科技发展领导者。那时的我只有15岁，和我的少年同事为一本青少年杂志采访佩雷斯。
他的超凡魅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直以来，佩雷斯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但这种自信绝不是自以为是。作为年轻记者，我们早已知道，在1956年的西奈战争中，他充分协调英法以之间关系，让以色列在战争中赢得主动；在建立迪莫纳核基地时，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是一个有别于同时代其他巨人的实干家，是一个平易近人的政治家。
1976年，我第二次采访佩雷斯。当时我在《话报》（Davar Daily）工作，而这是一家与工会联系紧密且与工党走得很近的报纸。那时的佩雷斯在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政府担任国防部长，与不受民众欢迎的总理拉宾形成鲜明对比。在以色列内阁中，佩雷斯是典型的鹰派人物，在领土让步问题上，他一向持保留意见，而且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在这次采访中，佩雷斯解释了建立更多以色列定居点的原因。他说，定居点“既是以色列的根，也是以色列的眼”。
2014年的7月24日，90岁的佩雷斯结束了为期7年的总统任期，正式卸任，而一个新的篇章也由此拉开序幕。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他都被视为“安全先生”，建立一个强大的以色列一直是他密切关注的核心议题，而各项活动也都围绕这个议题展开。就他身边的人来说，很多都是军事和安全官员，而他们则把他视为自己在以色列政治体系中最坚定的代表。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之后，佩雷斯提出了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要求人道地对待巴勒斯坦人，但坚决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在1978年出版的《明天即现在》（Tomorrow is Now）一书中，佩雷斯写道：“我想我们可以建立三个实体，即以色列和约旦以及一个新的实体，而这个新的实体则由以色列和约旦共同统治。”
在定居点问题上，他在书中也呈现了一个宏大计划：从西奈半岛一直建到以色列与约旦的边境，通过这样一个定居点网络来强化以色列的安全防御。除了强化对耶路撒冷的控制权之外，他还计划将约旦河作为安全边境，将戈兰高地作为东北部的安全哨，防止敌对势力发起袭击。
对佩雷斯来说，建立庞大的定居点网络就是为了破坏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努力。“这一代阿拉伯人可能无法实现与以色列的和平、和谐共处。”他在书中写道，“这一代阿拉伯人可能只会同意一些内部安排，但这种安排不应要求以色列撤回到1967年之前的边界线，亦不应涉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佩雷斯开始逐渐左转。作为左翼政治阵营中的一颗新星，他出任国际性政党联盟—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副主席，并与各国政治家如联邦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和瑞典前首相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建立了密切关系。他开始会晤巴勒斯坦领导人—主要是来自东耶路撒冷的领导人，并谈到了领土划分的必要性。他与工党鹰派进行斗争，支持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和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达成的埃以和平协议。该协议包括以色列撤出位于西奈的定居点以及空军基地等，而这些定居点和空军基地都是佩雷斯先前所竭力捍卫的。
右翼阵营针对佩雷斯发起的尖锐攻击也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政治立场。1981年选举前夕，右翼人士不遗余力地抹黑佩雷斯。这是一场粗暴而野蛮的竞选，因为佩雷斯代表的是和平阵营，而贝京领导的则是民族主义阵营。在1981年夏天的那几个月里，右翼极端分子动辄就朝他扔西红柿，向他的汽车投掷石块，而在贝特谢梅什市，他们甚至阻止他进行演讲。
这些暴力和威胁让佩雷斯彻底放弃了他先前所坚持的中间路线。1982年，他决定参加左翼阵营“即刻和平组织”（Peace Now）发起的大规模游行运动，谴责发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难民营大屠杀事件。
1984年，佩雷斯当选总理。在此前的几年里，他已经意识到了强调左翼政治观点的必要性。作为工党主席和反对派领导人，他不能再做中间派。当时，佩雷斯与贝京在很多问题上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看法，比如建立定居点、与阿拉伯人实现和平、领土让步和以色列的经济状况等。但在议会中，由于与贝京阵营存在严重冲突，佩雷斯与政府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也使得他的政治行动严重偏离了他先前的政治形象。
1984年选举之后，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它们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同样多的席位—同意组建国民团结政府。两党之间最大的争议集中在定居点建立问题上。当时的佩雷斯反对建立定居点，要求尽可能地减少定居点的数量。最终，两党达成了一个折中协议：政府决定在4年的时间里建立6个定居点。至此，他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政治转型：从一个不折不扣的鹰派转变为一个真正的鸽派。
到20世纪90年代时，佩雷斯已经成为以色列和平谈判的标志性人物。1993年，他宣布支持《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圆满完成自己的政治转型。次年，他与拉宾以及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一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极端右翼人士来说，这位先前的“安全先生”已经成为“奥斯陆罪人”之一，而对佩雷斯来说，他则从一名务实的技术官僚转变为理论家和梦想家。
在经历了近70年的政治和军事生涯之后，希蒙·佩雷斯是谁？他是一个睿智的、能够转变政治立场的人，而在他看来，这种转变是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利益的。他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一个信仰技术进步的人，一个倡导和解的人。希蒙·佩雷斯，一个先前从不信任以色列邻国的人，现在却已成为和平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
（作者系以色列政治家、学者，曾在以色列政府担任副外长、司法部长等多个职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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