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MH17航班被击落还是加沙武装冲突，都让全世界感受到政治失序带来的成本
来源：《投资时报》
刘波 财经媒体人、国际问题观察员
上周各大国际媒体头版的基本情况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在加沙的武装冲突，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航班在乌克兰坠机的事件，二者争抢着“上头条”。这两场悲剧在竞争看谁更为惨烈，谁更令人痛心。到了周五，因为联合国在加沙开办的学校遭以色列炮击，至少15人死亡，冲突又蔓延到约旦河西岸，而马航坠机事件一时还难以得出明确的调查结论，所以乌克兰风波暂时相对沉寂，巴以冲突则位于聚光灯下。
这两起事件的共同之处是，二者很可能都是由“非国家行为者”触发的。先看巴以冲突，它常被简单归结为“以暴易暴”的循环。从大趋势看，的确如此，但这样的分析常常会让人把每次冲突都归结为某种“宿命”，而失去了探究每次具体冲突起源的动力，也导致很多人默认冲突不可能解决。的确，巴以间的大势是暴力循环，但双方并不是无时无刻毫无顾忌地相互施暴的，也不时会出现妥协，但隔一段时间就密集地爆发一次冲突。考察这轮冲突，只能追溯到6月12日三名犹太青年被绑架事件。
当日，这三名十多岁的年轻人在约旦河西岸搭车回家，随即失踪。以色列展开了大规模搜索行动，指责绑架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所为，警告其将付出代价，并要求新成立的巴勒斯坦联合政府负直接责任，巴方则称失踪地点是在犹太定居点区域，与巴方无关。几天后，三名犹太青年的尸体被发现，于是激进的犹太组织又报复性地绑架和杀死了一名巴勒斯坦青年。接下来就是常见的一幕：巴勒斯坦人抗议，以色列逮捕哈马斯成员，空袭加沙目标，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坦克进入加沙。7月8日以色列开始“防务之刃”军事行动，意在消灭哈马斯的武器库与火箭发射设施，并摧毁其在加沙修建的地道网络，但地面冲突带来了巨大的平民伤亡。
随着战事的展开，最初的导火索，即6月12日的绑架事件，慢慢被淡忘了，媒体也不愿花费太多精力去追究真相，因为新的爆炸性进展层出不穷。巴以双方都对对方发起那些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指责：哈马斯一方谴责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以色列则宣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容忍别人向自己领土上倾泻火箭。而事实是，以色列至今没有拿出证据证明那起绑架是哈马斯所为，哈马斯也予以否认，而过去类似的事件它是承认的。比较可靠的猜测是，凶手是某个较为孤立的极端组织，或者是单独的犯罪分子。不过，虽然真相不明，但绑架事件引起的“蝴蝶效应”，却是一场大规模的、目前已导致几百人死亡的战争。
再看看乌克兰的情况。MH17坠毁至今，真相尚未查明，且很可能在很长时间里变成一桩无头官司，成为各方相互指责的“罗生门”。但目前的各种迹象表明，乌克兰国内的分离武装因判断失误而击落客机，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美国方面也称，“误炸”是最可信的解释。西方至今没有找到明确的证据，足以让俄罗斯直接为坠机事件负起责任，但西方正在努力让俄罗斯支持乌东部分离者的成本变大，方式就是加重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乌克兰的亲俄分离武装也让普京很头疼，他们形成了一股不受约束的力量，这导致爆炸性偶然事件的发生，加大了博弈的变数。普京或许发现，他所努力利用的工具，也可能带来反噬自身的效果。
可能是误炸引起的MH17坠机事件，其“蝴蝶效应”也在增大。7月23日，分离武装又击落了乌政府军的两架苏-25战机，这预示着双方实力相当，内战可能旷日持久。再者，美国在7月25日指责俄罗斯向乌克兰境内政府军阵地发射炮弹，俄罗斯则指责乌克兰交战区的炮火波及本国境内。乌克兰冲突很有可能扩大化，不排除俄罗斯直接介入的可能，而这一态势的根源，也在于乌东部分离武装这个非国家行为者。
毫无疑问，非政府性的社会中间组织的不断涌现与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了对暴力的国家垄断，如果不断出现的非国家行为者拥有了独立的不受约束的暴力，不受中央政府的掌控与制衡，那则是现代化的一种倒退。
如果这些非国家行为者拥有明确的政治组织和纲领，就像哈马斯等组织的话，其伴随的风险还会较低。比如哈马斯在不掌权的时候经常扮演巴以和谈“搅局者”的角色，但一旦它成为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者，就必须对当地居民负起责任，维持秩序，必须约束旗下及其他武装组织，不随意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并提出自身版本的和谈计划。但如果这些非国家行为者完全隐蔽在暗处，没有明确的纲领和目标，外界也难以对其行为作出合理的猜测和预期，就像制造6月12日绑架案的神秘组织，那它们就会成为一股更具破坏性的力量。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非国家行为者，如阿富汗的塔利班，以及伊拉克新崛起的“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其特点是不隐蔽，但完全拒斥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试图建立某种基于原教旨主义宗教的、没有明确边界的“暗黑版全球化”国家。随着这些组织的崛起，从中东一直蔓延到原苏联国家，现代国家观念与结构的瓦解正在造成一片巨大的碎裂地带，并以MH17被击落、伊拉克石油供应受威胁等形式，让全世界感受到这场政治失序带来的成本。
虽然“冷战”后各国族群主义、分离主义的崛起，为非国家行为者的涌现提供了最好的温床，但非国家行为者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后现代现象”，而是一直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本身。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也许就是触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刺杀事件。杀死费迪南大公的刺客并不代表塞尔维亚政府，而是其个人、其小组织的行为，但在刺杀发生后，奥匈帝国政府又不能接受没有人负责这个结果，而必须向塞尔维亚政府发出威胁。众所周知，这引起了连锁反应，导致塞尔维亚的盟国沙俄介入，以及欧洲各国的大战。或许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非国家行为者不可能掀起这么大的风浪了，但这只是一个脆弱的期待。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