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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配置“新时代”:地产辉煌不再 股市价值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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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股市动态分析周刊

2020年开年资本市场利好消息不断,多重利好之下,A股不惧外围美伊冲突,走出独立行情。

1月1日央妈率先送出“新年大礼包”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举将释放约8000多亿的流动性,对冲1月资金面压力。随后1月4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推动银行业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促进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同时防止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显示政策层面对资本市场的支持,以及对“房住不炒”理念的贯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财富快速增长,截至2018年末我国居民的总资产规模达465万亿元人民币。过去10年由于房地产的良好保值增值效果,以及A股上市公司质量层次不齐、制度不完善等导致多年以来收益率不稳定,我国居民的财富有70%配置在房地产。

然而,随着我国人口红利见顶、城镇化越过高速阶段、货币超发结束以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投资转向消费与科技,房地产的10年辉煌将难以重现,无论本身的增值还是租金回报率,房产的投资回报率都在下降,不再是增值保值的最佳选择。

与此同时,A股受到高层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制度不断完善,金融开放继续深化,A股有望走出长期慢牛。负利率时代全球出现“资产荒”,人民币资产受到外资追捧,A股必将“水涨船高”。国内来看,货币超发结束、利率下降,居民资产在“物价高通胀+类存款收益率下降”的环境下面临资产缩水,A股的配置价值凸显。

居民财富70%是房产

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

改革开放的40年多来,我国居民财富快速增长,2008年之前最高有20%左右的年增速,随后增速有所下降,2016年-2018年我国居民财富的复合增速仍有12.5%。截至2018年末,我国居民的总资产规模已经达到465万亿元人民币,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从财富配置结构来看,当前房产仍占据我国居民财富的绝大部分。居民财富主要包括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两种,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保险准备金、银行理财、信托等;实物资产包括住房、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但房地产的体量远超其他实物资产。根据海通证券测算,截至2018年末,我国居民财富中的房地产规模约为325.6万亿元人民币,占居民总资产的70%,而金融资产规模约139.5万亿元人民币,占比30%。

在金融资产中,存款则占据着半壁江山。截至2018年末,139.5万亿元的居民金融资产中,存款规模约为72.4万亿元,占比达到52%,占居民总资产的15.6%。保险和银行代客理财是居民偏爱的另外两种金融资产,规模分别约为19.3万亿元和18.2万亿元,分别占金融资产的14%与13%,分别占居民总资产的4.1%和3.9%。其他种类的金融资产占比普遍较低,其中,股票资产规模约8.8万亿元,占金融资产的6.3%、占居民总资产的1.9%;证券投资基金7.3万亿元,占金融资产的5.2%、居民总资产的1.6%。(见图一)

图一:中国家庭金融资产结构

数据来源:wind

而发达国家的居民财富配置情况与我国大不相同。美国的居民财富中,金融资产占到7成,房地产的占比较少。2018年美国居民的资产总规模达到120万亿美元,股票和投资基金占比为32.2%,房地产、保险与养老金分别占比24.3%、23.8%,三种资产配置呈“三足鼎立”局面,比较均衡。而现金和存款仅占到美国居民全部资产的9.3%。日本居民将70%的资产配置在金融资产上,房地产的占比也只有30%。但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居民在金融资产中更偏爱低风险资产,持有的现金和保险类资产占到总资产的50%,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占比只有14%。(见图二)

总体来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财富配置集中在房地产,金融资产的配置偏低,尤其是权益类的股票、基金占比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各国财富配置结构的不同只是一种结果,资产收益率不同是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而资产收益率的表现归根结底要看政策方向和经济增长模式。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深化金融开放的转折点上,由此带来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必然导致居民财富配置发生转变。

图二:中国居民资产配置权益资产比例偏低

资料来源:CEIC,财富证券

地产黄金10年结束

保值增值优势不再

2008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黄金十年”,房价的上涨为中国家庭贡献了75%的新增财富。以全国百城房价为例,过去10年中除了在2014年小幅下跌,其余的年份均保持稳定上涨。以中原地产一线城市指数为例,过去10年上涨了190%,年均涨幅高达19%。而同期沪深300指数小幅上涨15%,年均涨幅仅为1.5%,同期的上证指数甚至还下跌了7%。相比股市,过去10年我国的房市表现的异常坚挺。

过去10年,我国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红利、城镇化进程以及货币超发。我国上一轮出生人口高峰在80年代后期,2010年前后正是这一批人成年的高峰,催生了大量的房产需求。过去10年也是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截至2018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9.58%。

同时,过去10年我国经济增长是典型的投资驱动,货币超发也是导致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在过去的10年,中国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速为13%,包含表外货币之后的银行总负债年均增速为15%,远高于同期8%的GDP增速。也就是说,我国的通胀率表面上不高,但通胀预期一直居高不下,货币一直在对内贬值。于是居民把房地产看做是对抗货币贬值的核心资产,将13-15%的货币增速视为买房的预期回报率,一二线城市房价的真实涨幅也与之十分接近。(见图三)

图三:过去10年货币、GDP、通胀、一线房价平均增速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

坚挺的房价给予居民对于房价继续上涨的美好预期,预期引导居民不断把资金投入房市,而资金的持续流入进一步强化了房价上涨,形成一个闭环。如今,支撑这一闭环的根本性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见顶,住房需求将下滑。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3年见顶,也就是说住房需求高峰已经见顶,而2018年我国新出生人口仅仅1523万,创过去50年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从人口角度来看,住房的刚性需求将持续下滑。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也已进入提质发展阶段,重“质”不重“量”,过去10年粗放推进的速度一去不返。

另一方面,近些年货币超发结束,M2同比从11年的15%左右降至当前的8.4%左右,货币增速与GDP的增速缺口保持在2%-3%之间,通胀率降低,房产保值的优势不再。再加上政策层面不再走刺激地产的老路,对于房地产的定位突出“稳”字,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坚持“房住不炒”。这都意味着房市过去的辉煌难以再重现。

据海通证券统计,2019年全国百城的二手房价格平均上涨3.3%,远低于其他各类代表性资产的涨幅。而我国房产的租金回报率一直较低,2019年全国50个大中城市平均租金回报率为2.2%,低于2年的银行存款利率2.4%。显然,无论本身的增值还是租金回报率,房产的投资回报率都在下降,不再是增值保值的最佳选择。(见图四)

图四:19年国内主要资产回报率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当然,除了房产,理财还可以通过配置黄金、银行理财、国债、货币基金等实现,A股一定是最佳的选择吗?

全球面临“资产荒”

人民币资产受追捧

全球来看,宏观经济下行,开启降息周期,充裕的流动性追逐较少的优质资产必然导致收益率下降,形成“资产荒”。资产正由发达市场转向新兴市场,人民币资产吸引力充足。

发达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美股、美元、美债经历长达十年牛市,其性价比、安全性在下降,全球资金具有寻找价值洼地的需求。在转换过程中,能够承载如此大的资金量、有足够优质的核心资产、估值水平低性价比高的市场除中国外难有二者。

按照以往经验,新兴市场本币贬值往往容易造成资本外流、本币资产价格缩水。而2019年人民币贬值后海外资金对A股配置力度反而加大,说明海外资金对人民币价值、人民币资产长期看好。截至2019年末,外资流入A股规模累计已超万亿元,2019年全年流入3338亿元,且11月26日国际指数纳入目标完成后流入趋势仍未减缓。(见图五)

参考韩国、台湾的外资流入进程,外资流入A股仍在早期阶段,未来仍将有相当长期的持续单边流入。这一过程中,A股必将“水涨船高”,重心不断抬升,这也是当前A股具备较高配置价值的原因之一。

图五:2019年以来北上资金流入情况(亿)

资料来源:财富证券,Wind

类存款收益率下降

A股配置价值凸显

国内来看,2018年以来低风险利率债、信用债、中期理财产品收益率均处于下行趋势,同时随着影子银行、资管新规的落实,互联网金融等扰乱金融市场现象的取缔,居民资产在“物价高通胀+类存款收益率下降”的环境下面临资产缩水。在这一背景下,权益资产的配置价值显现。(见图六、图七)

图六:固收类产品年化收益率下行

资料来源:财富证券,Wind

图七:一年期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下行

资料来源:财富证券,Wind

2019年A股确实表现优异,领涨国内的各类资产。2019年上证指数上涨22.3%、沪深300指数上涨36%、创业板指数涨幅更是高达43.7%。2019年黄金收益率也在20%左右,银行理财和债券位居黄金之后,3个月银行理财平均收益率为4.14%,中债国债总指数上涨3.9%。房市表现较为差劲,全国百城的二手房价格平均上涨3.3%。货币基金和银行存款位于房市之后,余额宝平均年化收益率为2.36%;1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为1.5%,上浮30%以后平均约为2%。(见图四)

货币超发结束估值回升

A股有望走出长期慢牛

我国经济正在经历GDP高基数、GDP增速下滑,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为实现经济软着陆、经济动能成功切换,我国将充分发挥A股市场的直接融资作用,为新兴产业提供支持。政策层面A股受到高层前所未有的重视,资本市场制度不断完善,金融开放继续深化,支持股市长期向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如何推进新时代资本市场建设做出重要论断,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加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通各种基金、保险、企业年金等机构投资者入市瓶颈,积极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12月27日表示“党中央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资本市场”。同时,以科创板开板为契机我国资本市场制度不断完善。如2019年12月28日《证券法》修订,全面注册制到来,让资本市场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同时显著提高证券违法违规成本,优化二级市场环境,为股市长期向好奠定基础。

我国目前情况和美国80年代十分类似,同样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动能切换压力,随着经济结构逐渐转变、资本市场制度完善、直接融资比例提升,中产阶级逐步扩大,A股有望打破以往脉冲式上涨的常态,走出慢牛行情。

海通证券研究美股过去40年慢牛发现,决定股市表现的关键因素并非经济增长,而是通胀率。

1970年代,美国货币增速高达两位数,但经济增速只有3%左右,货币超发导致了高通胀,通胀预期长期在10%左右。通胀高企导致了央行收紧货币政策,而利率上行使得美国股市的估值大幅下跌,整整10年都没有涨。而1930年代,美国出现通缩,物价长期是负的,企业的盈利每年都在下滑,没有盈利的支撑,股市也跌了十年。显然,通胀太高抑或太低,对股市都不是好事。

而在过去的40年,美国M2增速长期保持在6%左右,比经济增速高出3%左右,这意味着通胀预期也非常稳定,长期保持在3%左右,结果出现了长达40年的股票牛市,年均涨幅10%。

过去中国股市表现不好,牛短熊长,主要原因是投资驱动经济、货币超发、估值下跌。过去10年A股的企业盈利年均增速高达11%,但是货币超发使得沪深300指数的估值每年下跌8%,因而沪深300指数只有2%左右的年化回报率,加上2%的股息率,合计的年化回报率约为4%。

而我国现在经历货币增速由两位数降至一位数的过程,到2019年9月我国M2增速已降至8.4%,三季度GDP增速降至6%,货币增速和GDP增速的缺口在2%-3%左右,货币超发消失了,货币政策紧缩的预期改善了,使得股市的估值企稳回升。这也是2019年中国股市大幅反弹的原因,而并不是经济表现更好了。

展望未来,如果我国的货币增速维持在8%左右,就可以支撑经济保持5%左右的中速增长,通胀维持在3%左右的温和区间。那么在中国股市,一方面可以获得企业盈利每年8%的增长,再加上2%的股息率回报,合计每年就有10%左右的回报率,远超房产、银行理财、存款等资产。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2018年国内中等收入群体首次突破4亿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李稻葵指出,中国将在2025年左右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群体增长到8亿人。房产性价比不再、其他类存款收益也下降,中国股市权益资产将成为这一庞大群体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