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智 北京报道
一直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保驾护航的央行和财政部，因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剑指财政政策的一篇文章，而公开“掐”起来了。财政系统署名为青尺的人士和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先后撰文反驳，矛盾由此浮上水面。
事实上，每当经济下行，高层总是点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此来稳定经济的走势。然而，今年以来，货币政策频繁调整，央行实施的3次定向降准，加上中期借贷便利（MLF）等工具，投放中长期流动性约2.8万亿元，远超去年全年1.76万亿元的总和；但以减税为主要攻坚点的财政政策，上半年收获了81607亿元的税收，同比增长15.3%。
“部门之争的背后是防风险的压力。”一位不具名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到了实质的攻坚期，一些政策需要重新定位，要进行充分的预调和微调，利用这种预调、微调对阵真实的冲击。”
祸起地方举债？
听话听音。
从两部委之间的争论可以看出，央行显然不想再无限制地给政府资产负债表扩张背书了。
在徐忠看来，“过去10年来其实名为财政积极的政策，都是在掏空银行里的钱，而不是资产本身的经营性扩张。借新还旧，不看还款能力，不看资产背书，本质是印钞而不是财政刺激。”
货币超发，挨骂的总是央行，但其实背后关键是财政政策。防风险也一样。央行放了水，地方基建和房地产蓬勃发展，政府资产持续膨胀，但把包袱都给了银行体系。
“各级政府的国库存款有四五万亿，各级政府一边存钱一边借钱很不合理。”徐忠说。原有体系太依赖银行的货币注水，而不是从资产角度做大做强做优，而这正是高杠杆风险的源头所在。
在徐忠看来，在防范系统性风险、去杠杆的指导下，国家财政应该是领头逐渐降低负债的。
对财政部来说，控制地方政府开支与债务是重中之重，在抽紧地方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应该发力。然而，央行的杠杆一直在减，财政部却死守国库，财政收入不减反增，税收越减越高，徐忠直接用“耍流氓”来评价财政部的做法。
一个背景是，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央行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03万亿元。
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曾表示，“刚性兑付不破，中国只有财政没有金融。”
但对财政部来说，地方政府很难约束。同时，财政部认为央行没有有效约束自己系统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地方债乱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共谋”或“从犯”的角色。
“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尤其是融资平台的风险，不能只看到财政和金融这两个方面。因为其行为主体既不是财政部门也不是金融部门，而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按照法律，2015年以后融资平台公司已经不允许为政府融资了，否则属于违法违规融资，财政部也多次问责此类违法违规举债行为。剥离了政府融资职能，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行为属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方式融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表示。
从地方债务角度来看，如果仅考虑合法债务，2017年我国地方债余额约为16.47万亿元，似乎还可以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过，还有大量隐性债务不在财政报表之内，这些隐性债务隐藏在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基金以及PPP之下，很难准确估算。
而过去10年全社会资产负债表膨胀的核心环节就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融资“正门未开、后门难堵”。省级政府代市、县政府发债，中央审批额度，举债、支出权责不对等，催生中央财政兜底幻觉，导致“刚性兑付”和道德风险。
地方政府必须要被关进笼子里了。但谁来约束地方政府，症结还是在央地关系。央地财税关系不理顺，地方收支缺口过大，特别是没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单靠简单理清政府和企业债务边界，单靠行政手段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结果必然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差别只是债务在形式上。
但怎样约束地方政府，财税金融体系或要面临根本性的变革。
“财政政策的创新并非易事，因为财政的事情不是财政部门的事情，是整个国家的事情，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涉及老百姓，涉及企业，涉及整个市场，也涉及国际社会。”刘尚希表示。
互怼不如牵手
事实上，两部门互怼，涉及的是宏观调控运行规律的路线之争。原本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保驾护航，但却遭遇央行不愿放水，财政不愿减税增支，宏观调控或将失灵。
因此，在刘元春看来，部门互怼背后，关键其实在于怎样更好地合作，将中国经济稳定在平稳、安全的范围内，而不是紧抠着“什么是积极”来一场纸面上的较真。
前不久，刚刚卸任中财办副主任的杨伟民在陆家嘴论坛上语重心长地说，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场攻坚战，金融部门毫无疑义是主力军，但是实体经济主管部门，特别是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房地产调控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各负其责，同金融部门一起齐心协力打好这一场战役，如果金融部门孤军奋战，这场战役是打不好的。
事实上，在外部冲击日益增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内外平稳的压力较大，回旋余地越来越小。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很可能会以流动性掩盖信用风险，以低利率掩盖低下的投资回报率，最终除了越来越倒逼货币环境宽松外，对既有的结构性问题未必真正有效，还可能“火上浇油”。
“目前积极财政政策不是政府直接发力扩大需求，而是通过激发市场活力来间接发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增加优质供给；不是通过政策来替代市场，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刘尚希表示。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制定都面临着重大挑战。在刘元春看来，在经济内外都出现压力的时候，我们应该在一些战略举措上进行反思，在短期政策上要有一些调整，有一些政策需要重新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