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资耀华的一生，不仅经历了使用银元的时代，也目睹了白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回看民国历史，最大的货币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完成，首先是废两改元，其次是法币出台，前者是以银元代替银两，后者是以纸币代替白银。这两件事不仅是金融历史的重大变化，对于银行业务更是影响巨大。资耀华从1928年得到陈光甫赏识加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30年代他当时在业务前线，可谓目睹这两大事件的发生，用他自己的话说，“研究讨论，我在幕中，机密决策，我在幕外，但由于业务关系，亲身经历，所见所闻，确实不少”。
众所周知，中国清代以来银两银元并行，加上各地政府各自为政，民国货币堪称混乱，各界也一直谈论货币统一。早在1914年，北洋政府出台《国币条例》，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七钱二分，按照陈存仁的回忆，“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而其中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鹰洋”。
《国币条例》之后，北洋政府本来计划趁势推出废两改元，但是因为中央势力薄弱，各地军阀割据，加上金融业对此也热情不大，最终不了了之。金融业的反对，主要来自钱庄和外资银行，二者都是因为利益相关。钱庄依赖银钱兑换为主要业务，而外资银行则是因为以往借款、盐税、关税都是用银两，在银两与银元之间的转换，往往依赖银行给出折合率，因为各地规格不同导致计算复杂，因此也成为门槛，外资银行和钱庄从中都有不少业务利益。资耀华回忆当时外汇牌价都是由外资的汇丰银行定价，以银两为本位作价，利用连贯杭东优势可以获得外汇牌价折算的利益。
国民政府1927年成立之后，就开始着手币制改革。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提出的《整理财政大纲案》中，就强调币制改革的重要性，并且进行了路线规划，“币制握财政之枢纽，与国民经济最有关系。我国币制之坏，由来已久，根本之计，宜遵总理钱币革命计划，并确定分步进行方法。目前应计及者二端，即一是推行纸币集中主义，销却旧币，改发新币，以发行新钞之权，集中国家银行；各地方由国家银行，设立分行、分号及兑换所，以实行集中主义。二是推行金汇兑本位，币制之定本位用银之说，既非世界潮流所许，而金又非我国富力所能择。其最适用于今日情形者，第一步，废两改元，确定银本位；第二步，推行金汇兑本位制度。而着手之初，当以创办信用卓著之国际汇兑银行为施行本位之饬”。
随着国民政府权力稳固，对于金融统一的规划也着手进行。首先在当时信用最为良好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加入官股，这两家银行历史悠久，又有钞票发行权，中国银行被迫在股本两千五百万元中强行加入官股五百万股，交通银行总行则迁入上海，资本一千二百万中加入官股二百万。
白银价格下跌为废两改元创造了大好形势。资耀华很早就关注金银问题，感叹“而平日无人顾及之银价问题，乃一跃而为全国最时髦之问题”。资耀华在1930年曾主编出版《金贵银贱之根本的研究》（华通书局,1930年3月），他认为金贵银贱关系国是民生，非通盘筹画根本救济不可，而欲通盘筹画，则非整个研究、注意白银在经济上之地位，也就是白银在经济上具有两种资格，一方面为商品，一方面为通货。商品者“乃商业交易之目的物”，通货者何“乃有流通力之交换媒介物”，“银既兼备商品与通货二者之资格。故吾人欲研究关於银之种种问题，则非由斯二者为观察之起点不可”。因此金贵银贱的问题，离不开对供给状态的考察，以及中国、银本位国、经济界全体之影响。当时白银兼备商品与货币两种属性，而在世界范围内货币属性进一步降低，商品属性进一步提升，其实与布雷登森林体系之后的黄金不无类似之处，资耀华的思考今天仍旧有价值。他在40年代后期考察美国，也最早注意到国际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运作，曾经撰文介绍，可见当时海内外财经资讯的沟通并不闭塞，可惜这些学术交流以及业务思考随着时代更迭而中断乃至湮灭。
关于白银走低，根据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的回忆，“民国十七至二十年间，平均银元价格为每百银元值上海规元银两七十三两，民国二十一年降为六十九两九钱五分。银元之购买力降低，即物价上涨，市民称苦，各界盼望从速废两改元。……此刻废两改元，只有升值，而无贬值。”不过张公权也指出，当时外商银行及一部分钱业也有怀疑，一方面是引发纸币滥发，其次是银元供不应求，以中国银行为首的银行则公开表态纸币发行可以实行准备公开检查，而且银元储存充足，交通银行与中央银行也是类似，如此使得废两改元顺利进行。
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也起了作用。前面提及，原本废两改元只是新式银行热衷，外资银行与旧式钱庄反对，到了30年代，态势有了变化。随着大萧条带来的经济恐慌，中国反而发展不错，进入所谓民国黄金十年，也就是1927到1937之间，如此情况之下，中国成为令人瞩目的经济亮点，如果外资期待在中国获得更多发展，那么统一币制也顺理成章。也正因此，资耀华回忆外资银行的态度有了转变，对废两改元由反对变为赞同。
除了外资银行的赞同，国外政府尤其是英美政府的支持对于法币出台也意义重大。法币是在英国首席顾问李滋罗斯参与之下出台，使得法币改革公布之后得到英国政府大力支持，严令在华企业公司银行一律遵守。汇丰等英资银行本来在华外资银行中势力最大，如今则先后将库存现金及白银提交中国银行；而当时美国已经在对华贸易中占据首位，美国驻华公使也暗中敦促美国银行将白银转交中央银行收兑，不再使用银洋。也正因此，资耀华评价法币改革在当时“相当成功”，而主要不满的评价来自日本，日本军部表示中国币制改革是对日本的“公开挑战”，在华北收兑的五千多万银洋也借口不许南运。
如此一来，国民政府顺理成章在1933年推出了废两改元法令。这一进步的意义总是被低估，比照日后法币从白银到纸币的跨越而言，显得废两改元好像改变不大。其实没有废两改元，法币改革也无从谈起，这是中国币制的一小步，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步。
历史总在关键时候爆发黑色幽默。恰好在废两改元之后不久，美国在国内白银集团压力之下，在1933年岁末意外实行白银法案，骤然使得银价由跌落转为上涨，中国再次出现了与晚晴末年类似的白银外流的危机。与此同时，日本在“九一八”之后占领东北，势力也渗透到华北等地。资耀华曾经游历华北，深感日本势力之大，而他所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多次想在东北设立分行，然而从30年代到抗战结束，都没有好的机会。
内外危机之下，金融也成为一枚时代中棋子，国民政府也借机使得金融进入垄断统制阶段，为1935年法币改革做好了准备。资耀华认为废两改元与法币改革存在差异，废两改元虽然统一了货币单位，实现了独占银币铸造权，但钞票发行还是分散在私营银行，市面也流行各类辅币；随着法币发行，国民政府则完全禁止银元以及硬辅币使用，货币发行完全被垄断。
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历史悠久，当时市面对其信赖更甚于成立于1924年的中央银行。1935年中国银行占存款总额四分之一，发行占三分之一，“其为政府注目，遭中央银行嫉妒，自不待言”。对此，国民政府一方面加大入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信用良好的商业银行，另一方面掌握货币发行权，在1933年将造币权统一收归中央银行，甚至一手缔造中国银行神话的张公权也不得不在1935年黯然离开中国银行，由政府要员宋子文接任董事长。
从废两改元到法币推出，这是一个百味杂陈的新时代。中国金融史与白银的数百年纠缠跌宕看似暂告一段落，中国金融也由相对自由进入逐步统制阶段。但是历史并非总是线性直行，而是充满了反复与倒退，白银并没有一步退出历史舞台，法币却如同历史中的其他中国纸币，一步步陷入高通胀而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了金圆券的诞生；民间白银和黄金外汇一起，再度成为掠夺的对象，演绎了中国金融史上最为疯狂的一幕。
通过金融史历史可以得知，铸币税最大收益来自辅币，而纸币更是接近无成本印钞。统一纸币是中国金融历史的又一个新篇章，尤其随着后来日本入侵，法币其实承担了军费开支等责任，功过只能任后人评说。对资耀华所在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而言，和其他私营银行一样，法币出台就失去了发行货币的收益——资耀华指出，当时银行流行一种互通有无的“暗记券”发行，以往商业银行即使没有发行权，还是可以通过有发行权的银行发行暗记券，也就是暗中做了标志的钞票。法币出台之后，全体银行业获利减少，银根趋紧，经营则进入低潮，至于他个人，日后也不得不随着日本进军中国，卷入中日“货币战争”之中，这又是另外一段历史了。
注：作者为青年经济作者，本文为作者货币历史系列，作者近期出版《印钞者》，微信公号《经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