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
746
2015-11-23
付如初
现代文学中的大学形象
如果给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小说中的大学排个名次，大概《未央歌》中的西南联大、《围城》中的三闾大学和《青春之歌》中的北大会是头三甲。西南联大自不必说，它几乎成了中国理想大学的代名词——不仅因为它在战火硝烟中“刚毅坚卓”“弦歌不辍”，也不仅因为它名师荟萃、硕果累累，更因为它在黑色的抗战背景中闪耀出的象牙塔的颜色，旷世夺目、再难复制。《未央歌》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写战乱当头，青春无惧、青春多姿的诗情画意。而随着后来历史的变迁，对西南联大的书写和缅怀，则包含了更多家国情愫，也包含了两岸读书人太多的留恋和遗憾。
据说，《围城》中的三闾大学也有西南联大的影子，但后来被考证来考证去，最终确定原型为钱锺书曾经任教的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因为《围城》的影响力，对现在的读者而言，三闾大学显得更为著名一些。然而，这所曾被赵辛楣寄予厚望的大学，最终还是因为教授们的倾轧缠斗，让他认识到了“中国战时高等教育是怎么回事”。当然，这所大学也几乎彻底埋葬了方鸿渐的挣扎，“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他终于在三闾大学彻底实现了自己的“全无用处”。
钱锺书说，“从前大学之道在治国平天下，现在治国平天下在大学之道，并且是条坦道大道”。他用所有的讽刺和感伤，塑造了三闾大学，似乎也从另外的角度，适度矫正了后世对战时大学的某种理想化倾向。
而《青春之歌》中的北大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革命，因为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当然也因为林道静和余永泽的爱情故事。这本初版于1958年的书，是第一次描写学生运动的小说，后来又被改编为电影，在建国后的文坛几乎妇孺皆知。
林道静和余永泽的人物原型，是杨沫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张中行，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余永泽是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因为只读书不革命，由林道静的领路人、同居者变成了林道静弃绝的对象。在《青春之歌》红极一时的年代，被季羡林先生称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的张中行默默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他陆续出版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和《负暄三话》，写出了杨沫笔下的革命的、战斗的北大之外，自己眼中的学术的、风雅的北大，才得以让人从更全面的角度了解了他,了解文学中的大学故事背后的种种。
新时期以后的大学故事
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几乎停滞，那么多教授被下放劳动，那么多知识青年被号召走出大学走进广阔天地。于是，大学几乎成了文学题材上的空白之地。直到思想解放运动后，高考恢复，有关大学的故事才又开始重新讲述。
1984年，李亚伟发表诗歌《中文系》；1985年，刘索拉发表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大学生这个群体，或者说大学这个场域，才某种程度上重回读者的视线。尽管，他们是以被批判的面目出场的。
现在看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确堪当文学的黄金时代。思想解放、国门打开，市场经济的侵蚀尚未到来，这样的天时地利，再加上从“反右”到“文革”，人们多年积累的阅历和情感、尤其是迷茫和困惑、悲愤和希望交织的情感的“人和”，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学时代所有的必要条件。而理想主义的精神余韵，更铸就了文学的批判精神。
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学的探索，从形式到内容，就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李亚伟说“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教授们以孔子的名义垂钓；他们“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刘索拉则用音乐学院充满“黑色幽默”的生活，在音乐和人生的无意义中寻求青春躁动的意义。
这些大学生，抽离了现实的种种羁绊，几乎是纯精神的，用王蒙的话说：“跟长久以来与至今仍在首先为生存而战斗的大多数群众不同，他们有点脱离群众。但他们已经出现了，哪怕是在闹剧的或自嘲的外衣下面，他们发出了自己的杂沓的却也是动人的青春的声音。”
然而，好景不长，锐利的精神探索和昂扬的理想激情并未进行太久，时间就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后，文学开始越来越写实，甚至是趋近“情感零度”的“新写实”。对于大学和大学故事的讲述而言，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算是一个转折点。
近些年一直致力于中国大学研究的著名学者陈平原，将1993年看作研究大学变迁的一个新起点。而1998年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的合并，以及随后掀起的大学合并潮，还有1999年大学的全面扩招，则都是大学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时间节点。后来，大学开始在教育产业化的路上渐行渐远，各种社会思潮，尤其是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也开始在校园潜滋暗长，改变着大学的生态，以至有学者忧虑，如今的大学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钱理群语）。
因为高考的指挥棒，因为大学几乎和所有的中国家庭有关，陈平原曾在文章中呼吁：不仅仅从事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专家学者，每个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读书人”，都应该关心中国的大学。然而，文学对大学变化的关注还稍显落后，甚至迄今为止，都还没有一部纯文学作品，能够塑造出一个典型化的当代大学形象。
某种意义上说，大学题材的小说，还有太多空白需要填补。而张者的“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阎真的新书《活着之上》算是在这一题材领域值得关注的作品。当然，这个名单里还有阎真之前出版的《因为女人》，可以看作“新时代的《女大学生宿舍》”；李师江的《中文系》，写文科男的苦闷；江西作家阿袁的《鱼肠剑》，写三个女博士的生活和焦虑；许春樵的《屋顶上空的爱情》，写硕士研究生的生存困境；以及前些年阎连科的《风雅颂》，用荒诞的手法写一个大学老师的无法自处，等等。至于曾经畅销书，孙睿的《草样年华》、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则因为青春的颜色盖过了大学的迷茫，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张者的“大学三部曲”：
二十年的大学史
张者的“大学三部曲”，并没有明确指出是以哪个大学为原型，但因为张者的教育背景和其中的场景描写，通常大家都会跟北大对号入座。甚至，2002年其中最著名的第一部《桃李》出版的时候，都有人戏谑书名应该改为《狗日的北大》。
《桃李》开篇即说，“知识经济时代，把导师称为老板是高校研究生的独创，很普遍的”，书斋的风雅被这样一个俗不可耐的称呼悄然瓦解。书中的老板邵景文是研究生们心中的偶像，他出身贫寒，曾是校园诗人，之后成长为名校的著名教授、学者、法学家，而且还是精通诉讼程序的大律师。他一边做学问一边办公司，一边教学一边揽生意打官司，他充分实践着“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座右铭，一只脚在大学一只脚在社会，游刃有余。
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导师，这些法律系的研究生们既像学生又像打工族，他们跟着导师出入灯红酒绿的场所，又跟着导师在课堂上寻找知识和未来的命门。他们沉沦、放纵，角色无从确立，精神无处安放，以至于最后疯的疯，跳楼的跳楼，就连他们的导师、成功人士邵景文，也被谋杀致死。
小说无处不在描写校园里这种畸形的成功和畸形的关系，又无处不在忧虑和讽刺任由欲望导引的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之彻底、之可悲。当时，很多评论文章都拿它和钱锺书的《围城》对比，讲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的生存状态，讲大学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面目。
应当说，大学以这样的形象重新进入读者的视野，是非常刺激的，对这部作品的反响也可想而知。2006年，张者又写了第二部《桃花》，这次的主角是经济系的师生。而且，张者一改《桃李》的灰暗，把经济系的导师方正，塑造为一个拒绝诱惑、一心向学的“完美导师”，他的观点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吃饱了肚子就开始关心精神问题了。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不是还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坚守者？”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因为学科专业和在学界、相关领域的影响力，方正还是被想要谋求上市的公司盯上了，虽然他严防死守，他的学生却纷纷陷入了各种陷阱，有的被审判，有的被开除学籍。如果说《桃李》是欲望冲击和人的主动投合相结合的话，到了《桃花》，就是人性弱点本身在欲望诱惑面前的无从抗拒了。此时，张者对大学的描写，或者说，对大学人文精神的忧思，也开始慢慢转向温和。
到了新近出版的《桃夭》，几个师兄弟已经人到中年，他们都成了法律界的精英，大学也由此成了他们怀念青春和爱情的地方，当然也成了他们追逐新的爱情的地方。时代变化，校园爱情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的精神都让位于物质和实用。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导师虽已人到老年，但开始注重精神，追求内心的自由，包括爱情的自由。他逃离大学、逃离家庭。
跟之前的《桃李》和《桃花》相比，《桃夭》显得更为戏谑和玩世不恭，对大学的书写也显出了些许的隔膜，但它更为准确地把握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度过了青春岁月的一代人的中年心态，把握了他们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步伐，载浮载沉、似有若无的精神世界。
张者是个聪明的作家，他往往能够敏感到时代变化在人、在人性上的投影，敏感到时代变化给人文精神造成的畸变，而大学无疑是这种畸变得以呈现的最典型的地方。同时，因为所写院系的关系，还因为做过财经记者的经历，张者的视线又始终没有脱离经济发展进程和法律进程，借着小说中的案件，张者写到了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公司的上市程序、股票市场的波动和刑事民事诉讼的程序等等。在张者的笔下，大学，既是社会的缩影又是社会的参照物，而大学中人，也既是红尘中人，又是学术中人。
陈平原说，如果不能认识到，民国期间的大学既是革命的阵地，又是学术的堡垒，就不能全面了解那个阶段的大学；按照这样的思路，如果不能认识到，现在的大学既是社会的角落又是社会的一部分，既是教育改革的参与者又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的参与者，也不能全面了解这个阶段的大学——当然，因为现阶段的大学还是进行时，就有更为深刻和艰巨的命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大学才是最符合社会发展和大学本质的要求的。
《活着之上》：沧浪之水浊兮
最新一届的茅盾文学奖评奖中，阎真的《活着之上》是入围、且得票较高的作品。虽然未能最终入选，但它在专业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实际上，从某种角度说，因为曾写过《沧浪之水》，阎真一直是当代文坛上的无冕之王。这部小说，因为丝丝入扣地写了读书人在官场中的坚持和放弃，因为小说中显示出来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而深入人心，几乎让每一个读过的人难以忘怀。
《活着之上》有点像大学版的《沧浪之水》，不同的是，官场里你死我活的倾轧变成了戴着斯文面具的各行其道各显神通，看似自我选择的余地更大，但实际上对于道德坚守重于眼前利益的人来说，依旧是无路可逃：“生活像坚硬的墙，在这堵墙面前，一个人不能硬生生去撞它，而只能变得柔软，从墙的缝隙溜过去。”
小说的主角聂致远是个历史学博士，然而，古人说的“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都没有随着他的“六经勤向窗前读”而到来。他过年没有钱回家，没有钱给女朋友买礼物、租房子，更没有钱买房结婚，没有钱养孩子。钱钱钱，无论他怎么用陶渊明、曹雪芹来给自己打气，都终究逃不过钱对他的现世的逼迫，逃不过钱给他带来的现世的屈辱。甚至，连“意义”，这个读书人最愿意追问也最应该追问的东西，都无从寻起，活着之上，原是一片虚无：“生活的道路说起来很宽阔，实际上很狭窄，通向理想的道路一步都迈不出去，前面有玻璃墙。”
于是，他只能一边放弃一边坚持，一边理想一边现实，他时而鼓励自己，“既然生活中没有理想主义生根的土壤，那么在市场中争取好好活着，更好地活着，那实在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又时而反省自己：“芸芸众生，这个结论我有点难以接受。我总想着自己也算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就该有着超出自我生存里的原则和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这太大了，太渺远了。守住自己一点清高行不行？唉，还是不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意义上算个知识分子了。”
阎真一贯擅长写人被不断拉向地面，又不断想飞翔之间的张力，善于揣摩人在不择手段和洁身自好之间的心里挣扎，善于发现物质和精神、眼前利益和做人原则的缝隙给人性涂抹的真实又残酷的印记。与《沧浪之水》给主人公池大为设置了一个对应人物丁小槐一样，《活着之上》，聂致远也有一个对应人物蒙天舒，聂致远处处碰壁、不断边缘的同时，总是蒙天舒的如鱼得水、步步高升。两个人不同的命运，映衬的是中国大学现有生态中的学术机制、评价机制的畸形，以及师生关系、学者和学者的关系的畸形。读着读着，甚至读者都恍惚，这究竟是大学还是官场，这些活跃其中的人究竟是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是各谋其利的政客？而其中的师生关系，到底是授业解惑还是利益交换？无怪乎有学者疾呼：“中国大学不是官僚养成所”。
（陈平原语）
与《沧浪之水》相比，《活着之上》的阎真显得更为无力，除了自我追问和自我反省，他甚至没有批判，或者说他早已意识到批判的局限和无力，于是整本书基本上都是在写一个大学教师刀刻斧凿般的现实挣扎体验。因为这种挣扎，大学的形象也显得颇为暧昧不清，甚至有些面目可憎。
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常识，关注现实的文学倘若跳不出现实的窠臼，找不到理想的依托，就会失去批判的能力，当然也就如同鸟儿失去了一只翅膀，留下的只是飞翔的记忆和想象。然而，在如今的现实环境和文化环境中，连有关大学——这个最应该产生理想和批判思维的地方——的文学，都失去了这样的土壤，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当然，这不是某一个两个作家的问题，是整个中国文学，中国大学、乃至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
有关大学的本质、大学的职能、大学的使命，乃至理想大学的模样，古今中外有太多的教育家曾发表过精彩的言论，笔者在这里却最想引用柏林大学的创办者，也是德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者威廉·冯·洪堡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国家绝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他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而已，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期布置所能意料的。”
责任编辑：支全明 SF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