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
再回波密
再回到波密。波密士兵哗变是西藏变乱的一部分。驻波密川军中的哥老会分为五个堂口。辛亥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袍哥起事。他们以“堂”为单位，从下层军官和士兵中产生了新的指挥者，为所欲为。军官们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如陈渠珍所说：“号令无所施，权谋无所用，听其叫嚣，天日为暗。”军队原来的建制被打乱，彻底丧失了本来就不多的战斗力。
早些时候，因为川军在波密之战中伤亡甚重，一批新兵补充进来。有100多人是从湖南和贵州征召来的——长官罗长裿是湖南人。那个时候乡土观念浓郁，他们愿意成为湖南人的部下，因此被分到了陈渠珍的三营。当军中的四川袍哥响应革命、攻击长官的时候，陈渠珍在三营还有不少支持者。他说：“新兵队多湘西子弟，故军队虽变，犹莫敢予侮也。”他因此逃过一难。
陈渠珍退回到德摩（德木）的西原家。这时，波密驻军在江达有一批革命者。有人告诉他：那些人“主张革命，驱逐联豫，钟颖组织军政府，推公出而主持”。“公”是部下对陈渠珍的敬称。这个计划（但不是革命的目标）与钟颖的打算是一致的。钟颖想取代联豫，当民国的驻藏大臣。一些省在革命后组成军政府，声称革命的官员获得升迁。陈渠珍与钟颖的关系密切，应该会考虑响应。在《艽野尘梦》，陈渠珍很可能低调叙述了他在钟颖变乱中的作用。
钟颖这时非常活跃。在德木时，陈渠珍计划到拉萨与钟颖汇合。至少，他在分别时是这样对西原母亲说的。
西原本来想把陈渠珍留在德木，这时不得不与家人哭泣告别，跟着陈渠珍走上了不归之路。因为早些时候被联豫撤职，钟颖对他非常愤怒。到了江达之后，陈渠珍得知，为了报复联豫，钟颖唆使士兵劫持从四川运来给驻藏大臣的30万军饷，又把联豫幽禁在驻藏大臣衙门，“而以哥老会相号召”，不久酿成拉萨骚乱。陈渠珍说：“予又有革命之嫌，去则徒滋扰乱。”于是决定不去拉萨了。这时，川军中的革命派似乎已与哥老会分裂。陈渠珍说：“虽革命派拥予甚力，然势力远不及哥老会之盛。”他的处境危险。因此，“乃决心出昌都，但秘密准备，不使川人知之。”
到江达的第三天，陈渠珍见大势已去，决定回四川。但他又得知赵尔丰为了防止革命的扩散，已经派兵沿金沙江堵截可能回去的川军（赵尔丰不久即为四川革命党所杀）。陈渠珍和跟随者们进退两难，江达也不可久留，“再四磋商，惟有走青海，出甘肃，一路较为安全。”他听说有三条路可走，两侧的路上虽然人口较多，但道路远，“须行三四月方到。”“惟中路一带，平原沙漠，杳无人迹，青藏商人，恒往来于此。计程六十马站，行四十日到柴达木，即有人户，有蒙古堡。”柴达木，即今柴达木盆地边缘的格尔木市。“由此经青海入甘肃境，不过十余日，沿途人烟更多。”青海北部和东部的大片地区，包括西宁，在当时都属于甘肃省。青海在1928年才建省。引文中的“青海”指青海湖。所以，从柴达木到甘肃的行程才可以“不过十余日”。
为了节省时间，他们决定走最短的中路。同行的人是“湘西籍、滇黔籍”，而四川人都被“临时遣回拉萨”。他们当即决定，次日黎明就出发，来不及筹办充足的给养，将在路途中设法购买。他们走得如此匆忙和隐秘，是害怕袍哥的追杀。然而在第二天一早，还是有一些四川士兵来挽留，送行。陈渠珍不顾他们的好意，“匆匆而去，盖恐久留生变也”。显然，他在军中有仇人。
事态平息之后，那些留在西藏、并且活下来的川军士兵，大多生活在江达（今工布江达县太昭），即陈渠珍的出发地。他们在当地定居通婚，繁衍后代。跟着陈渠珍一起走进羌塘的115人，只有9人生还。
离藏险路
虽然陈渠珍进入西藏的道路艰险，但他离开西藏的道路更是险恶丛生，而且更加漫长。
他们从江达出发的时间大约是11月上旬，7天之后到达哈喇乌苏。哈喇乌苏是蒙语，即藏语的那曲，也就是汉语的黑河。黑河是怒江的上游，也是藏北的一座小城的名字，现在是那曲地区的行政中心。陈渠珍说：“予将抵哈喇乌苏时，遥见大平原中，有人户六七百家，市井殷然，俨然一巨镇也。又有大喇嘛寺一所，华丽庄严。予窃喜此地人户繁盛，可以休息，补充，再赋长征。”
到了城边，数百名武装士兵拦住他们，勒令他们迅速离去。这时已是傍晚。经过双方再三磋商，他们被允许留下来过夜。他们在包围中度过了一晚。不过，他们有一个收获：外出打水的士兵找到一位老年喇嘛，愿意当他们的向导。
第二天，他们走出去10多里的时候，“忽见番骑千余人，张两翼踵至，予行则行，予至则止。”他们猜不透对象的意图，但显然来者不善。于是他们分三路进攻，赶走了这些跟踪者。这天晚上，他们住宿在一个小喇嘛寺里，向里面的老喇嘛询问。喇嘛说：“彼等见君畏惧而去，或更得寸进尺，欲乘夜相图，亦未可知也。”其实，这是典型的“夹坝”，即打劫。陈渠珍只在后来叙述青海湖北岸的时候提到过这个词。“夹坝”似乎是康区的用法，在今四川甘孜州的新龙县一带多见。打劫者可以多日跟踪他们选定的目标，和对方保持一致步调，而且在对方的视线内行走，并不回避，但往往一遇到有力的反击，就仓皇逃走。毕竟，他们不是专业土匪。
离开这座小寺庙的第四天，他们进入“酱通大沙漠”，开始了苦难的历程。
冬天的羌塘之旅
“酱通”，即羌塘，藏语的意思是北方的草原，地处藏北，也包括今天青海境内的可可西里一部分。每年只有在6-8月，羌塘才有一丝绿色，所以在冬天走进羌塘的陈渠珍误以为那是沙漠。即使在“盛夏”的7月，羌塘夜间的温度也会降到摄氏零下10度左右，草的覆盖率只有10%，低矮、稀疏，真是“草色遥看近却无”。这些草主要是耐寒的针茅、苔草，能够消化这些坚韧纤维的动物只有野牦牛、藏羚羊、藏野驴（即陈渠珍说的“野骡”）等高原特有种。
羌塘的冬天，条件更加恶劣。气温在夜间下降到摄氏零下40多度；每天下午都会固定地刮起7-8级大风。羌塘的大部分地方是无人区。我在无人区的时间前后加起来有11个月，几乎走遍青藏公路以西、昆仑山以南的所有地方，期间只遇到过数户牧民，而且都是在1980年代因人口压力迁移进去的。
藏北无人区的平均海拔5000米，陈渠珍走过的那部分羌塘低一些，也在4500米左右，自然条件因此好一些，但仍是“终日狂风怒号，冰雪益盛”。在缺乏给养、没有地图的情况下，陈渠珍和西原等人能够活着走出冬天的羌塘，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奇迹，令人赞叹不已。
有一天，他们看到“沙碛中尘沙蔽天，远远而至。众颇骇然，停止不敢进。”向导喇嘛说：“此野牛也，千百成群”。“但性驯善，不伤人，见者无害。惟遇孤行之牛，性凶猛，宜远避之。”当年经过羌塘的旅行者记录野牦牛的种群数量庞大，成千上百。后来有二三十头就算是大群了。不过，近年来野牦牛的数量有所恢复。这位向导还准确地描述了野牦牛的习性。食草动物平时一般不会主动招惹人。“孤行之牛”例外，它们是发情期落单的公牛，极富攻击性。
喇嘛介绍刚介绍完，“野牛等横予等奔驰而过，相距仅二里许。行十分钟始尽。视之不觉悚然。”
一天早上，陈渠珍发现他骑的马不见了。六七天之后，他看到这匹马和数百头野骡在一起。其实，“野骡”是藏野驴，因为体格高大，经常有人称之为“野马”。全世界的野马只有普氏野马一种，非常罕见，新疆有少量分布，西藏没有。陈渠珍说：“野骡见人不避”。藏野驴的好奇心强，看到营地就会过来围观；藏野驴的好胜心强，见到快速移动的物体（比如汽车），就会加入赛跑，而且一定要从对方前面斜刺跑过（就是陈渠珍说的“横予等奔驰而过”，不过野牦牛似乎没有这个爱好）。家畜被野生动物“拐走”，在西藏并不少见。野牦牛有时会加入家牦牛的群体，而家牦牛也可能和野牦牛私奔。因为桀骜不驯，它们生下的小牦牛很不受牧民待见。
士兵们开枪射击，打死了5头野驴。陈渠珍的乘马和其余野驴一起跑掉了。他说：“马入骡群，悠游自在，诚得其所。予则孤凄一人，踽踽独行，诚马之不若矣。怅望久之，神为之伤。”马固然得其所，他也不孤独。即使不算那些结伴而行的士兵，他至少还有西原相伴。这句感慨实在没有道理。
他们继续“向西北行”。这是错误的方向。在他们离开那曲数日后，就应该折向东北方向。如果继续向西北走，他们就进入了无人区。20多年前的冬天，在长江源头格拉丹东以北（属青海），方圆数百公里，我们只见到一顶帐篷。我们靠近帐篷时，出来迎接的是一位说标准汉语的蒙古牧民，彬彬有礼，落落大方。在陈渠珍走过的时代，人口压力没有后来那么大，交通条件也差，那一带不会有人烟。
他们“昼行雪地，夜卧雪中”。白天的衣服就是晚上的被子。没有帐篷，没有睡垫。早上起来，雪已经把人盖住。粮食吃完了，他们就捕杀野牦牛和藏野驴。那时的野生动物还不怕人，容易猎杀。因为天寒，他们刚把肉割下来，“即结冰成块矣。质细脆，以刀削之，如去浮木。”煮出来的熟肉也会很快变得松脆。我吃过的最美味的风干肉是在极冷天气中加工而成的。
他们也有温暖的时候。他们用火柴点燃布条，再火上放“骡粪细末”（驴粪本来就是小颗粒，牛粪块大）。火渐大之后，“急堆砌牛粪，高至三四尺，火遂大燃，不可向迩矣。于是众乃围火坐，煮冰以代茶，燔肉以为食。”他们在夜里就睡在火烤过的地上。牛粪是捡来的野牦牛粪。我们那时一人拎一个麻袋，四周散开。三四个人不用多长时间就能捡回来一大堆，两三趟就能堆起半人多高。大火燃起之后，众人欢呼雀跃，其乐融融。不过，因为行程比他们预计的要长得多，他们的火柴不久就用完了。这对他们是一个沉重打击——火柴是在无人区中最重要的物品之一。
抵达沱沱河
1911年腊月三十日，他们抵达通天河。按照他们行走的方向，应该是通天河的上游沱沱河。长江的上游最高的一段叫沱沱河，然后才叫通天河。今天的青藏公路横跨沱沱河。从沱沱河沿公路到格尔木，大约是410公里。陈渠珍一行这时已经迷路，走了将近半年才到格尔木。
在沱沱河岸边，他们看到一个石碑，“高约三尺，宽尺许”，上面刻着“驻藏办事大臣青海办事大臣划界处”。陈渠珍在此处的记忆可能有误。青海、西藏的分界线是唐古拉山，不在唐古拉山以北的沱沱河或通天河。
雍正十年（1732年），经西宁、西藏和四川三方派员共同勘定，以当拉山（即唐古拉山。实际上，藏语发音中没有这个“古”，所以，“当拉”更准确一些）为界，划分了驻藏办事大臣和青海办事大臣（因驻西宁，又称西宁办事大臣）各自的管辖范围。那时，西宁还是甘肃省的一个府。这样的界碑应该有很多座，不能帮助确定他们当时的东西向位置。
陈渠珍没有提到他们翻越唐古拉山脉。如果不是他的疏忽，那么，他们应当在一个较低的山口过山的，比如109国道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因此没有留下特别印象。
过了沱沱河，他们遇到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少，食物越来越紧缺，而道路却似乎越走越长。在那曲找到的喇嘛向导只在他18岁进藏时走过一次，那是50年前的事情了。他愿意跟随川军残部在冬天穿越羌塘，陈渠珍一定许诺给他向导费，而他大概也想回家了。但他忘记了来路。冬天的羌塘白茫茫一片，行人很难看到参照物，而且还会失去距离感。人性之恶在危难时爆发，一些士兵把怒火发泄到向导头上。终于有一天，他逃走了。一个孤零零的老人，在荒野中生还的可能性极小，而陈渠珍等人也失去了咨询对象。
但是，更大的艰难还在前面。路途漫漫。
陈渠珍能够走出羌塘，多亏了工布姑娘西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