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和全球化将决定美国国防工业的未来
来源：《投资时报》
文｜威廉·J·林恩三世
（William J. Lynn III）
翻译｜陈召强
2013年年底，谷歌（Google）宣布收购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Dynamics）—一家专注于机器人技术的工程制造公司，其所研制的四足机器狗（BigDog）可以跟随士兵在崎岖地带执行军事任务。这一消息立刻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纷纷猜测谷歌将于何时开始制造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对谷歌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但对美国国防部来说，这，却是一个重大损失。
虽然谷歌方面表示它尊重波士顿动力公司先前做出的承诺，包括后者与美国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签署的合同，但它也暗示，该公司被收购后，可能不会再为美国军方从事其他额外工作。换句话说，这意味着美国国防部可能会失去其在自主机器人这一新兴领域的传统优势，而这个领域，过去几乎完全由它主导。
谷歌拥有收购波士顿动力公司的财力，一点也不奇怪：这家技术明星公司的成长潜力和研发投资超过美国的任何一家国防企业。它的市值接近4000亿美元，是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和雷神公司（Raytheon）市值总和的两倍多。此外，谷歌还持有超过600亿美元的现金，可以购买上述四家公司中任何一家已发行的全部股票。
谷歌可能不需要国防合同，但五角大楼却需要谷歌这样的公司，且需要与它们建立良好关系。就过去70年来看，只有私营部门才能为美军提供可为其赢得明显优势的尖端技术。除与商业公司建立良好关系外，五角大楼还需要适应国防工业日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因为关键的国防技术已经不再为美国本土公司所垄断。
以F-35联合攻击战斗机为例，其研发、资金来源和测试涉及9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意大利、荷兰、挪威、土耳其、英国和美国。同谷歌收购波士顿动力公司一样，F-35的研发对美国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华盛顿需要建立国际和商业合作关系，以维持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武器开发计划。据管理咨询公司博斯（Booz & Company）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五角大楼用于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开支中，有三分之一流向了苹果（Apple）和戴尔（Dell）等非传统公司。另一方面，国防部过时的采购流程使得新公司难以进入美国市场，但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美国军方又严重依赖非传统供应商。
商业化和全球化—连同美国国防开支的下滑—已经将美国国防工业引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过去，国防工业很能适应变化，为美国赢得了军事主导权。然而，在当前的这次转型中，五角大楼的步伐却显得过于缓慢。
一
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美国国防工业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787年到1941年，该时期国防工业主要由政府拥有的兵工厂和造船厂组成，并辅之以商业公司（商业公司仅限于战时，比如一战期间）。
二战的庞大规模和新的战时技术的大量涌现需要美国国防部做出重大改变。194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成立了一个名为“战时生产委员会”（WPB）的联邦机构，职责是将美国本土的大型工业企业纳入战争服务。在20世纪初，美国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约为1%，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数字上升到3%。在二战期间，国防开支急剧飙升，一度占GDP的比重达到40%，而国防工业也一跃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部门。凭借强大的工业能力和实力，美国以压倒性优势击败对手。
二战结束后，华盛顿并没有拆分业已发展起来的国防工业。相反，战争期间从事国防装备生产的大型多元化工业集团如波音（Boeing）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等，仍保留了各自的国防事业部。这些公司，连同后来加入的AT&T、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IBM，为国防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在五角大楼的资金支持下，它们研发出了包括无人机和夜视镜在内的众多尖端技术，其中有一些技术还流向了民用市场，并彻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时下广泛使用的汽车GPS导航系统和互联网，这些创新最初都是由五角大楼资助的。
第二个时期始于1942年，止于冷战结束—柏林墙的倒塌、华约的解散和前苏联的解体导致美国军事开支大幅下跌。在这一时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所称的“军工联合体”开始崭露头角。1993年，国防部邀请军工巨头前往五角大楼参加“最后的晚餐”，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在宴会上表示国防预算将会大幅削减，并敦促各企业加强合并。
然后是第三个时期。在该时期内，行业主导力量由可充分利用商业技术的多元化工业集团转变为少数专注于国防工业的大型企业。从1992年到1997年，国防工业的并购总额达到550亿美元。大型多元化工业集团纷纷出售各自的国防业务，退出国防工业。与此同时，新的专注于国防工业的军工企业开始裁撤它们的商业部门，并加快了对小型国防企业的收购。
尽管标准一再变化，预算一再减少，但国防部还是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时期。在每个转型时期，五角大楼都会保护关键技术，并一如既往地支持美国军方。然而，在当下商业化和全球化的压力下，国防工业结构已经出现严重的断层线。如果美国不及时采取适应性策略，那么在第四个时期，其国防工业可能会很快走向衰退。
二
过去十余年里，美国国防企业在技术投资方面已经越来越落后于商业公司。历史上，五角大楼曾向商业部门“出口”过很多技术，但现在，它却成了一个“净进口”机构。事实上，在3D打印、云计算、网络安全、纳米技术和机器人等领域，国防企业的技术步伐已远远落后于商业公司。此外，时下主导私营部门的商业信息技术也已主导国防安全部门。比如，现在士兵用智能手机收集无人机的侦察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发送给他们的战友。
国防企业很难赶上商业创新的步伐。据咨询机构阿尔法资本合伙公司（Capital Alpha Partners）的数据，美国前五大国防承包商的研发预算加在一起仅为40亿美元，尚不及微软（Microsoft）或丰田（Toyota）等公司单一年度研发预算的一半。即便将美国这五大国防承包商的研发投入全部加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其在公司中也排不进全球前20强。
除研发投入外，这些国防企业还会以股息和股票回购的方式将所持的大部分现金回馈给股东。从2000年到2012年，美国主要国防公司的研发投入从占销售额的3.5%降至2%，而对领先的商业公司来说，其平均研发投入约占销售额的8%。
当然，国防市场与商业市场存在不同。作为国防市场的客户，五角大楼会为国防企业提供大量研发资金。但这一预算已经开始下滑。由于五角大楼的预算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国防企业不愿意将自己所持的现金投入研发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国防部应该向商业公司伸出橄榄枝，因为很多商业公司并不会主动承揽国防合同。此外，五角大楼的采购流程也让很多公司望而却步。比如，多家软件开发商就拒绝了国防部的防务工作，因为它们担心这会迫使它们放弃产品的知识产权。
在全面整顿五角大楼的采购系统问题上，美国官方已经讨论了几十年，虽然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但仍跟不上商业部门的技术变革步伐。未来，五角大楼只有进行更多改革，比如放宽过于严厉的知识产权规则、理顺审计和会计要求，以及缩短产品研发周期等，才能吸引谷歌等公司的参与。若仍维持现状，那只会将华盛顿和硅谷进一步隔离开来。
三
技术创新越来越商业化，也越来越全球化。在私营部门，单一产品—比如苹果的iPhone手机—通常包含来自全球供应商网络的技术。同样，一些武器系统—比如F-35战斗机—的研制也得益于国际合作。但美国国防工业并没有抓住这一转型机会，部分原因是一些政府官员担心全球化会导致国内工人失业和关键国防技术外泄。这些担心无疑是短视的。走向全球化只会让美国国防工业变得更加强大，而在此过程中，美国也将会获得更多的领先技术。
这方面，不妨看一下美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轨迹。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公司开始在美国开设工厂?；而今，在美国本土运营的外国汽车公司的工厂数量与美国汽车公司的工厂数量几乎相当。现在，本田（Honda）从美国出口的汽车数量已经超过了它从日本进口的汽车数量。
此外，美国车和外国车的概念也日趋模糊。在美国，外国汽车制造商雇用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而美国汽车公司的海外销售也呈强劲增长趋势。比如，现在本田和丰田十分之七的车型都采用了高比例的美国本土制造的零部件，而南卡罗来纳州的宝马（BMW）工厂则是美国出口汽车最多的厂商。
美国国防工业并未遵循类似的全球化发展轨迹。在战场上，美国军队与盟国军队协同作战，共同训练军队并分享情报。但即便如此，美国国防部还是会经常忽视国外研发的技术和产品—很多时候，这是对纳税人的钱的巨大浪费。比如，在本世纪初，五角大楼寻求研发一种名为“十字军战士”（Crusader）的火炮系统，但并未采用更符合美国需求的德国设计。2002年，由于单位成本过于高昂，国防部被迫取消了这一计划，不仅浪费了20亿美元的经费，而且武器系统也没有得到提升，美国陆军不得不转而改造一种更老的火炮系统。要想从盟国的投资和创新中受益，五角大楼需要在技术和设计上向国外资源开放。美国没有必要研发所有的军事技术；事实上，引入外资也有助于减轻美国的研发成本，F-35战斗机就是典型例子。
四
除已发生变化的外部环境外，美国国防工业还面临一个内部挑战：不断收缩的国防预算。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撤军，再加上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防开支在过去五年里已经下降了大约20%。
仅仅是开支下滑还不足以推动国防工业的结构性变化，但与国防技术的商业化和全球化结合起来，变化将无可避免。这种变化将包括国防工业企业的合并，以及与之而来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程度的下降。
事实上，对国防合同的竞争目前已经降到历史低点，而这也使得五角大楼的资金很难得到充分利用。早前，五角大楼会邀请两到三家公司参与主要武器系统的招标竞争，但现在，参加竞标的公司通常不会超过一家。2012年的数据就说明了这一点：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国防合同中，有超过一半没有竞争。
如果五角大楼为商业公司和外国公司进入美国国防工业提供便利，那么对于提高合同的竞争程度将大有帮助。比如，作为五角大楼的最大供应商之一，英国防务公司BAE系统（BAE Systems）就提高了美国战斗车辆领域的竞争程度。再比如，在采购新型空中加油机时，五角大楼最终选择了提供更优解决方案的空中客车公司（Airbus），而非一贯的波音。激烈竞争将有助于五角大楼以最低价格获得最好技术。
对那些仍在权衡改革的华盛顿官员来说，时间已所剩无几。无论是国防工业还是整个世界，其变化的进程都在不断加速。美国国防工业的第一个时期持续了150多年，第二个时期持续近50年，但第三个时期只有20年。对五角大楼来说，它需要采取积极措施，让更多的外部公司参与到国防工业中去，因为它的未来与这些公司是紧密相连的。在当下的第四个时期，美国应该将目光放得更远。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利用自身技术优势捍卫国家安全。如今，为维持这种优势，美国需要适应并拥抱国防工业的商业化和全球化趋势。
（作者系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