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亚洲观”
文/本报见习记者 佟文立
相传“亚细亚”的名称是公元前10世纪以前的腓尼基人所起，为了确定方位，他们把地中海以东地区泛称为“ASU”，即“太阳升起的地方”。
古代的腓尼基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只是一个地区或民族的名称，大体在今天的叙利亚一带。叙利亚地区在世界历史上被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不过叙利亚SYRIA这个词语是作为希腊语出现的。“腓尼基”的本意是紫红色的意思，起源于当地出产的一种从海螺提取的紫红色燃料。腓尼基人给后世最大的贡献是发明了一套字母文字。
古希腊和罗马的亚细亚
古希腊史学之父罗希多德曾说过，希腊人原来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带给了他们。希腊人在只有辅音字母的腓尼基文字基础上加入了原因，形成了希腊字母，罗马人又在希腊字母基础上形成了拉丁字母，这也是后来西欧各国语言的基础；而在东方，腓尼基字母本认为是从阿拉伯到印度广大地区拼音字母的原型。
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吞并了腓尼基地区，参照腓尼基文字，形成了能表述自己语言的阿拉米文字作为帝国的通用语言供各地区被征服的保留自己语言的民族。随着波斯帝国的扩张，阿拉米文字传播到了中亚细亚和印度西北部地区，甚至在中国新疆境内，也曾经出现过源于阿拉米文字的古文字体系。也正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古代帝国波斯，将印度河的梵文名称SINDHU（信度）变音为HINDU，在古希腊语中又变音为INDU。
在古希腊语中，Aσiα已经更接近“亚细亚”之发音，在拉丁语中ASIA一词正式出现。在希腊和罗马时代，“亚细亚”最早的本意是指爱琴海的东岸，后来逐步向东延伸，意义于是变得含糊不清。公元前一世纪，ASIA成为罗马帝国的东方行省的名称。
尽管近300年的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们不断提出关于文明和文化类型的各种假说，但不得不承认诸多死亡的文明和古文字曾经被人类遗忘掉几千年，真正为后世带来影响的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
古希腊时代的历史学著作是迄今为止最早和最完善的历史文献资料，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最早对欧亚非大陆进行了划分，他甚至提到了中亚地区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正是粟特人将产于中国的丝绸运到西方。据语言学家考证，古希腊和罗马的学者称中国为SERES（赛里斯），就是源于粟特商人对东汉首都洛阳宫殿的称呼；也有观点认为赛里斯的最早称呼就是丝绸，古希腊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就曾提到过丝绸来自一个被称为“塞里斯”的遥远地方。
古希腊的历史学还提到了亚洲大陆上的草原。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帝国与南俄草原的斯泰基人之间的战争。斯泰基人在当时的波斯和印度被称为Saka(萨迦)，在中国的《史记》中被称为“塞种人”。草原地区与南侧处于同一纬度地区的地中海世界的文明、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共同构成了欧亚大陆历史的基本板块。
正是古希腊城邦与波斯帝国的战争，西方与东方的大历史格局从此划分形成。战争促进了文明的交往和传播，希腊文明的向东传播更是亚历山大东征的结果，这也是所谓世界历史的希腊化时期。所向披靡的亚历山大也只是到达了帕米尔高原，从此也注定了在整个欧亚大陆上中国文明存在的独特性，相比之下地中海地区的近东、中东和印度之间的文明交往更加频繁。
尽管通过考古发现已经知道，最早的欧亚大通道是北方的草原之路，但“丝绸之路”沟通了欧亚大陆从东到西的四大定居或农耕文明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尽管“丝绸之路”这一名城是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先提出来的，中国境内的文物考古发现，至少从商周至战国时期，来自中原的丝绸就到达过新疆，但这条伟大的交通线的真正开辟和确定还是在中国的西汉时期。与中国的汉武帝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波斯安息王朝的梅赫尔大帝。
穆斯林文明的帝国时代
与中国和希腊—罗马的不同，同一时代的中东地区却没有给后世留下伟大的历史记忆。多元性和不连贯性是中东文明与其他文明不同的两个特征，这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伊斯兰和中东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的论断。的确，两河文明在今天的中东地区已经毫无痕迹，伊斯兰文明才是这一地区从7世纪以来的历史主线，以至于今天中东地区与伊斯兰世界几乎等同，而美国政府更是在最近10年开始使用一个“大中东”的概念来描绘自己眼中的世界地图。
尽管伊斯兰教创立于阿拉伯半岛，古兰经的语言是阿拉伯语，但西方却有观点认为伊斯兰文明其实是希腊文明和波斯文明的混合物。不可否认的是，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希腊文明的知识体系已经无人而知，但是阿拉伯帝国的两个王朝分别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通过长达300多年的翻译运动才保存了希腊和罗马时代的文献典籍。
被称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的艾布·哈桑·阿里·麦斯欧迪为中国、印度、波斯、罗马都撰写了历史概要。而9世纪的旅行家苏莱曼·塔吉尔曾从波斯湾到印度和中国经商旅行，他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是在《马可·波罗游记》之前欧洲了解中国最重要的参考书。
草原帝国和欧亚学说
从四大哈里发开始对外征战到1683年奥斯曼军队最后一次到达维也纳城下，伊斯兰文明相对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辉煌长达千年。不过在此期间，来自东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蒙古人和突厥人却两次改写了世界历史。与农耕文明的帝国可以长达几百年相比，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也是历史上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的历史重要性不再于昙花一现的帝国，而在于他们向东和西运动时，对中国、印度、波斯和欧洲产生的压力影响着这些地区的历史发展。
与穿越沙漠和高原的丝绸之路所连接的农耕四大文明不同，欧亚大草原似乎从来都是一个整体。这也成了20世纪20年代流离在西欧的白俄学者们产生“欧亚主义”学说思想的灵感来源。其代表人物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特鲁别茨科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成吉思汉的遗产：不是从西方，而是从东方角度看俄罗斯历史》。今天，欧亚主义和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依然是影响俄罗斯外交战略的思想，而俄罗斯官方正也在一改传统上的称俄罗斯是欧洲国家，而称俄罗斯是欧亚国家。
英德的地缘政治学
与莫斯科大公国的陆地扩张相比，西欧国家是从海洋向亚洲开始扩张。19世纪时，欧洲的殖民主义体系到达顶峰，一战前夕，英国和沙皇俄国在亚洲几乎从南北两个方向平分了势力范围，以至于今日的亚洲国家中只有日本、中国、泰国、阿富汗和波斯5个国家名义上保持独立。这期间，法国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和中南半岛点缀性地存在，而德国则在已沦为半殖民地的奥斯曼、波斯和中华帝国努力发挥着充当着盟友式的第三方影响力。
与英俄在亚洲的殖民成就相比，德国在东方学领域的学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德国学者在两河领域的考古发现中最先解读出了古波斯语的“木契”型文字，命名了“丝绸之路”，并到现在保持着对古突厥语言和梵藏语的最高国际学术研究地位。更加重要的是德国人先于英国人提出了地缘政治学说，尽管提出了欧亚非“世界岛”和“历史的地理枢纽”理论的英国人哈尔福德·麦金德有着更高的知名度。
弗里德里希·拉采尔（1844-1904）在《政治地理学》中提出了一个命题：国家空间的扩张理解为自然的声明过程，类似于生命机体的成长；并把海洋与世界强国的关系作为后来地缘政治学家们的中心命题。德国地缘政治学家们的最高成就是在二战前夕促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东洋的亚洲主义
在19世纪以前，亚洲仍是处于全球市场经济之外的一个区域，它既没有像东欧和拉丁美洲那样被纳入全球市场经济成为其中一个部分，也没有像非洲和中东那样成为全球市场经济的外缘地区。这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其全球通史性巨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所描绘的亚洲。这里穆斯林的中东显然与印度以更东方的中国相区别，毕竟从古希腊时起到后来欧洲的基督教世界，对战争往来频繁的中东地区要熟悉得多。
与没有历史记忆的印度相比，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记忆要发达得多。相比闭关锁国的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才冷眼看向西洋世界，日本对世界地理的新认识要更早些。按照当代日本学者的看法，18世纪初，日本人开始区分东海和西洋；但“脱亚入欧”和“亚洲主义”思想的确立则是在明治时代。
与地理上的东西划分不同，日本的思想家们更是从东洋和西洋之间提炼出了“落后”与“文明”的对立。福泽谕吉在1885年的《脱亚论》中说，我日本国土在亚洲东部，但国民之精神已经摆脱亚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
不过被广泛误解的是，被认为是“脱亚入欧”思想提出者的福泽谕吉从未使用过“脱亚入欧”一词，甚至没有单独使用过“入欧”一词。与同时代中国的大清洋务派们依然自我陶醉在“以夷制夷”维护远东地区的和平时，福泽谕吉们已然认为日本应当成为亚洲的盟主。
同样是在《脱亚论》中，福泽谕吉说，为今日谋，我国不能不等待邻国之开明，一道振兴亚洲，与其脱离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度共进退，还不如接引支那、朝鲜。应该说，这正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根源。因此，也有日本学者也将福泽谕吉们的思想称为“东洋连带论”或者“东洋门罗主义”。
可以说，自明治时代起，围绕“亚洲”，日本社会各界都进行了建构，提出了各种观点和学说以实现明治天皇“开拓万里波淘，布国威于四方”的理想。不仅有先后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征韩论”、“满蒙生命线论”等军事入侵路线计划的军部，也包括相对和平的外交界的亚洲派，甚至于历史学家、艺术家、地理学家和宗教界人士也在进行理论建设。
抛弃了传统的“汉学”研究的历史学家们另起炉灶创立了“东洋史学”理论体系，为近代日本亚洲观的最终形成提供了一整套的理论依据。日本的“东洋学”是以亚洲为研究对象，但不包括日本。甚至为了达到“欲灭其国者，先灭其史”的效果，东洋史学的代表性人物白鸟库吉对中国上古时代的儒学经典、特别是孔子极为赞赏的尧舜禹三代的真实性提出了强烈的怀疑。这股“疑古”思潮在当时的中国史学领域颇有影响，但也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获得成就的动因。
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试图全力搞清楚中国回教等问题的来自日本的学者们依然在忙碌着。时至今日，在蒙古学和维吾尔学研究领域，日本学界同样有着不逊欧美东方学家的影响和地位。
如果把中日韩拉在一起还有“同文同种”的汉字文化圈依据，那么要印度也算在“亚洲”的一个认同空间，就要靠佛教信仰了。明治六年（1873），佛教徒小栗栖香顶在《护法论》中说，三教（儒道佛）协力、三国（日中印）联手，向世界推广佛教。尽管中国从来就不能算是一个佛教国度，而印度本土佛教早已风光不再，但是在亚洲主义者们看来，曾经产生过或流传过佛教，建构一个“东方”顺理成章。
亚洲一体论的提出者、明治时代的美术家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开篇中写到：亚洲是一体的。虽然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具有孔子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文明和具有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分开，但雪山并不是障碍。
应该说，亚洲主义曾经给中国人带来的是复杂的感受。1912年10月，日本国会议员考察团来中国访问，其中一个叫做井深彦太郎的人在上海的《民立报》第752号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论>，宣传“亚细亚者，亚细亚人之亚细亚洲也”，亚洲主义逐渐也成了中国的问题。1913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期间也提出过大亚洲主义，甚至发表“亚细亚为吾人之一家”，“中日两国协力而行，则势力膨胀，不难造成一大亚洲，恢复以前光荣之历史”等演讲词。
据日本学者对日本明治时期报纸舆论的研究，自从明治维新以后的十年，日本民间已经浸透了骄傲自满的开化日本观和充满蔑视的亚洲观念，而无论在藩阀还是在民间，日本都已经开始确立了自己东亚盟主的意识。中日甲午战争日方的胜利，则强化了亚洲盟主的观念，而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这种盟主的意识就膨胀成了霸主的野心。但物极必反，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家们最终把日本带上了军国主义的疯狂之路，将人民绑上疯狂的战车，最终全面葬送了明治以来的发展成果。
在昭和时代的日本，有几个著名的思想极端人物，最臭名昭著的是二战甲级战犯东条英机，而被称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家的则是北一辉。
北一辉在其纲领性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写到：“因有日俄战争，因有一岛国的黄人单独于大陆帝国的打破，而有支那革命精神的勃发，印度独立运动的萌发。由此倡言亚细亚之革命，论说亚细亚之解放，既无愧于社会，也无愧于自我。”
在北一辉的亚洲蓝图中，经过改造后的日本，将是中国、印度的保护国。“支那、印度七亿之同胞，唯接受日本之辅导救护，而无自立之途”。为此，他要日本人奋起决斗，高举“亚细亚联盟的义旗”而执“世界联邦之牛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