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知
“《归来》堪称张艺谋的苦心之作。”在面对媒体时，编剧邹静之这样评价张艺谋的新电影。张艺谋不顺了很久。何时归来——每一部影片上映时，总是不乏相同的疑问和期待。
电影《归来》改编自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只截取了小说最后20页。“文革”之后陆焉识回家，却发现妻子冯婉瑜患上了心因性失忆。当心心念念的丈夫就站在自己眼前，她却相逢不识。
张艺谋将小说中漫长的时间线索和广阔的时代更迭悉数隐去，只在极小的格局里，将镜头对准“文革”之后陆焉识一家三口的生活。对《归来》的争论，自电影上映后就从未停止过。舍弃了原著，规避了特定时代的历史冲突，这部电影是否还能重述这段伤痛，并观照导演自身对历史和人物命运的反思？
《归来》的问题并不在于对原著大刀阔斧的改编或对特定时代的巧妙规避。当我们将讨论的焦点放到电影本身时，不难发现，剥离了时代背景和小说架构的人物经历之后，它跳脱在观影前通过各种渠道灌输到观众脑中的故事上，令人称道的平静与克制，更多折射了导演塑造人物和讲述故事的无力与无奈。
除了前半段对“文革”的经历有所描述外，《归来》重点讲述陆焉识如何想方设法帮冯婉瑜恢复记忆。从老同学处找来的旧照片；阳光下响起的钢琴声；两人围坐炉边，陆焉识为冯婉瑜读自己的信……叙事节奏极尽可能地慢下来，导演试图在节制中描绘隐忍的伤痛，而电影本身却受制于这种缓慢，显得琐碎而漫长。
《归来》的讨巧之处在于，它运用自身的时代背景设置，成功地调动起了观众对特殊年代的私人情感与记忆。那些苦难的过往，以节制到过于小心翼翼的方式，只在影像间隙偶尔探出头来—— “留白”是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却不应等同于“空白”。“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我的父母”或者“让我想起了那个苦难的年代”，实际上都不过是导演提供的前提语境，激活观众自有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去填补镜头的无能为力。
你始终无法走近人物，单纯地因为电影而感同身受，最终得到一个普世的、高于时代的震撼和感动。《归来》的苍白无力就在于此——没有细节的交织和铺陈，情绪大于情节，人物先于故事而存在。无论是陆焉识还是冯婉瑜，张艺谋的故事中，人物都没有真正的过去——你看不到过往岁月中他们如何相知、如何被迫分离、如何挣扎地在艰难时代里存活；也不知道他们的过往，又为何有如此绵长的牵绊与思念。当然可以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但这些“理所当然”，需要从一切凡常和琐碎的相守中显露出自身。
那些散落在影片中的屈指可数的片段，比如陆焉识一句标准的法语“Déjàvu”，女儿口中的“曾经当过教授”，或是弹得一手好钢琴，单薄得不能拼凑起一个鲜活的人生。
大时代在此真正成为了背景，“背负”与“反思”这样的使命，对于《归来》而言太过沉重，它无力背负也无意背负，小格局也自成风景。作为一个故事，《归来》本可以更好。
冯婉瑜老得只能坐在轮椅上前行，风雪之中，十几年如一日地在5日去火车站接陆焉识。身旁是同样老迈的陆焉识，很多年过去，守在依旧不认识自己的妻子身边。手中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在人群喧嚷的火车站，等待冯婉瑜记忆中的那个“陆焉识”归来。
无论当年我们熟悉的张艺谋是否归来，应庆幸于他一直前行，并努力正走在回归自己的电影初心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