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平
时间的检验比起一切的验证方法都来得更为有效。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吴仁宝等老一辈人因为去世或年龄等原因，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后，他们所曾经领导下的诸多探索如何维持下去？
不久前，农业部、江苏省和苏州市联合召开了一个名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研讨会，将地点定在了张家港的永联村，探讨“三农”话题，如乡村治理结构的调整与创新、农民利益的维护与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延生等。
永联村与华西村、长江村、蒋巷村等类似，均为苏南的典型经济发达村，是为“共富理念”的率先实践者，全国闻名。现在，它们面临的问题也一样：老一辈人正在退出，接班人如何把控。更进一步，在传统产业的赢利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下，所谓的村级特色模式又会如何发展？
诸如此类的明星村成长路径几无差别，在改革后抓住机遇兴办乡镇企业且成长较好，有着自己独特的“产业秘籍”，一些企业甚至成为行业中的领头羊，企业在发展中特别是土地均来自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因此收益也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让土地经营者分享。
与此同时，这些企业的领导者秉持着中国特色理想主义，生活简朴，工作狂，在改制中没有将企业直接“私有化”，而是以集体经济方式留存；他们不仅是企业的领导者，也是村级组织的领导人（企业董事长与村党委书记的“合体”），而贡献土地的农民也因此得到的“各种待遇”堪比城市居民，且在很多领域还要超出。历史上户籍制度带来的现实利益的鸿沟在这些地方早已没有了痕迹，比如华西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为村民修建了别墅、购买了家用小轿车，村民上学、医保等也没有负担。
在30多年的发展中，诸如吴仁宝等领导者，也在实践中形成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来维持动态的平衡。但吴仁宝毕竟只有一个，永联村的当家人吴栋才和蒋巷村常德盛也已近80岁高龄，长江村的当家人李良宝也不幸患有癌症在国外治疗中。
另外，在实践中，接班人都以自己的下一代为主，其家族人员均为核心。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永忠在这次研讨会上表示，永联等探索的乡村治理之路，可为全国提供经验，“我看实践中全国大多数村级治理要走这条路”。比如，永联村认为，村民委员会在实践中已基本失去意义，因此在2013年的探索中形成了三个治理主体，即永钢集团、永合社区、永联村经济合作社。
不可否认永联等村在财富的分配上有着非常巧妙的技术设计与制度设计，足可应对当下你可能想到的任何问题。但现实是，村民的财富必须与集体捆绑在一起，才能分享，并且无法直接获取，形成了一种“是自己的、也不是自己的，是大家的、也不是大家的”独特模式。而领导者们，不仅要考虑企业的盈利，还要保证村级运作的平衡，特别是要防止想脱离集体的人群和此类思想的蔓延。
华西、永联村等当下最大的挑战是，之前盈利丰厚的企业多为传统企业，但现在效益下降，而新兴产业培育并不容易。以永联的最大支撑永钢厂看，2012年盈利12亿元多，2013年只有8亿元多，下降增幅超过了历史上的成长增幅，而一些刚性支出则保持增长。
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村没有企业的支撑，则无法形成这些村级治理的特色模式。一旦企业的盈利丧失，则核心凝聚力必然下降。换言之，要维持目前的这种平衡，这些企业是永远不能倒闭的。
不过，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几年的观察看，苏南地区的一些知名企业的“开拓者们”，已逐渐卸去“村级领导”身份，一些人也在简历中开始淡化“村党委书记”身份，他们在晚年已不再让自己的直系后代涉及村级事务。有从国外留洋回来的继承者则直接对记者表示，“对企业更懂一些，兴趣更大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