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音乐制作人，张学友的御用唱片制作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音乐界，曾经连续六次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的最佳唱片监制大奖，均为与陈慧娴、张学友合作所带来。2006年，他北上谋求职业发展，目前在北京担任环球唱片的管理职务。他不断发掘新人的同时，也积极帮助张学友筹建自己的音乐工作室。
第一财经日报：张学友、许冠杰在各自的时代里都被称为“歌神”，为什么他们可以引起人们如此强烈的共鸣？
欧丁玉：许冠杰是时代的象征，他的歌曲、电影都会影响我这个年纪的人。人家称他为歌神，因为以前香港都是听英文歌，而他第一次让我们觉得中文歌也非常好听。而且他写的东西很接地气，底层人觉得很安慰、有共鸣。
张学友是个很好的歌手，知道怎么把一首歌去演绎得很好听，我从来不知道还有哪个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从1984年到现在，除了张学友还有谁能坚持唱歌这么多年？经历一次一次的起伏都能回来，他同时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不能说他是歌神，只能说他是个非常好的歌手。
日报：八九十年代的类似《吻别》这样的苦情歌如果放现在会显得有点土，为什么那时候会这么火？
欧丁玉：社会背景有关系，那时候人必须要很努力，尤其是香港地区，不像是美国、英国有福利，没钱就是没钱，没人会救你。大家的情感部分需要安抚。学友的嗓子唱歌确实能够给人带来安慰，他的音色加上那些歌，就有沧桑感。但如果现在再唱那些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都很快，没人会坐在那里感觉很用心地听一首歌。他们需要的就是速度，抓耳朵的东西，必须要有时间、心情才能去欣赏当时那些歌。现在所谓的抓眼球、抓耳朵都让整个市场有点浮躁。
日报：他擅长唱这样的歌，是否与个性有关？
欧丁玉：老实说，他不擅长说话，而且现在在家里也没有他说话的份儿。我觉得他有一个技能，就是在录音棚唱完一遍之后，可以在演唱会原原本本地唱出来。别人的话到现场会是另一个版本——他有这个记忆。
日报：张学友曲风一直在变，也都可以驾驭。经过这些年，你在选歌上经过了怎样的变化？
欧丁玉：其实从古典音乐到流行音乐，比如LADY GAGA，都有同样的因素：歌曲简单、歌词到位、曲风有些独特之处，只要符合这三个东西再加一点力度去推广，红的机会就蛮高。
但为什么现在感觉好像没什么好歌，这主要是公司的问题。因为以前我们在宝丽金的时候，公司放手制作人去做他们的歌，做完以后公司才知道原来做的是这样的音乐；现在不一样，一切以两个东西作为主导——一个是企宣，另一个是财务。比如说我要签一个新人，必须要在三年之内把钱赚回来，除了商演以外，歌曲还必须要这样那样——制作人只是在执行公司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从歌曲本身出发。所以为什么那么多选秀歌手出来，却没有后续，因为并不是从歌曲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人唱什么样的歌才好听，而是从企宣出发。比如，宝马的车要做个主题曲，我们从中间拿了多少钱，你帮他们作一首主题曲，歌里面必须要出现“宝马非常好看”这几个字。
日报：有一种说法是“四大天王之后，整个香港乐坛只有一个陈奕迅”，你是否赞同这种说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欧丁玉：我是赞同的。陈奕迅自己已经很有力量了，不需要唱片公司的指令，完完全全做个人的东西，所以可以把握自己的曲风。他的辨认度很高，而且并不是个新人，从90年代开始铺垫，中间有很多大红的歌积累到现在。张学友也说过，在他之后应该就是陈奕迅了。陈奕迅也喜欢打网球，偶尔会在我们那个场地出现，但是打得一般。我以前打得比学友好，现在已经打不过他了。
其实这是个时间的问题。现在唱片行业不景气，虽然从财务来看那个盈利数字的确是少了，可是听歌的人其实是变多了。产业链完整之后，CD收入少了，网络下载收入自然会变多——百度、虾米现在都会给唱片公司费用，中国移动也会给，但是不够公平。只要有人听歌，就有商机。
现在唱片公司签回来艺人，360度的合约都签下来，希望这个人能红，出唱片成了名片，依靠商演、演唱会拿回成本。现在的唱片公司都是不正常的，销售回收出问题了，就靠其他东西补回来。
日报：以前很多歌手同一套编曲会推出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但内地歌迷很多时候反而更喜欢粤语的，你认为它的魅力在哪里？
欧丁玉：在我们那个圈子里面，广东歌肯定是占最大比例，因为是母语；而在其他人眼里，比如说上海，有人觉得白话歌反而是一种潮流，普通话说得不标准反而是流行。两个版本的话，可能是因为广东歌是先入为主，通常是先有广东话，再有普通话。
另外我听说广东白话是以前的古语，所以很多唐诗用白话来念会很好听。也许是因为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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