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接班悬念
中国民企接班是否顺利，甚至会影响中国经济下半场的表现。
接班人是衡量华人企业最重要的一个坎。对联想、海尔、华为、万科这样优秀企业的接班，包括民营企业“富二代”的接班成为中国经济下半场的重要悬念。在第一代创业者开创了中国奇迹的上半场之后，下半场换了队长之后中国企业将会如何？
中国商学院从2008年开始出现了专门针对“富二代”的专业培训课程，浙江大学的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长江商学院、上海交大、清华大学都有这样的培训，费用方面根据内容和时间的不同差别也较大。从项目内容看，这类培训随意性强、缺乏标准是一大弊病。
陈浩，山东人，“富二代”，有接班烦恼。父母早年下海经商，现小有成就，有纺织企业，有棉花农场，如今，接班问题提上日程，但是“因为管理农场太苦太累”，陈浩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自己不愿接管父母的企业。
每年6月，棉花丰收季，父母亲自坐镇，指挥工人采摘。太阳当头照，“一个月下来，全身都要脱一层皮”，在陈浩看来，这样的活计实在辛苦。他最喜欢的事情是到各处考察项目。目前，他计划和朋友合作投资一个KTV项目。启动资金从何而来？“嘿嘿，父母赞助的”。
陈浩非个案。近年来，民营企业进入“交接班”高峰期。目前，中国的民营企业数量占国内企业总数的八成，其中又有八成是民营家族企业。逐渐步入社会的“富二代”企业家们能否顺利交接？是“世袭”还是“禅让”？着实费一番脑筋。
面对家族企业的接班问题，商学院为了迎合市场，开设相关商科教育项目，“在中国国内这样的培训班一般每个月上一两天课，费用少则几万，多则不封顶，这类培训的学员更重视的是圈子和机遇”，某商学院管理人员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坦言，针对企业接班人的课程设置、教育方式、课外实践等方面的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民企烦恼
搞世袭还是搞禅让
《财富》杂志发布的《2013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榜单显示：入围的50位商界领袖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年龄最小的38岁，平均年龄为54岁。这意味着，第一批中国民企将在未来10年迎来“大换班”。与经理人制度已经成熟的欧美国家不同，传统观念仍大于现代商业思维的中国商界，民营企业家大多会选定自己的子女作为接班人。
你有情，我无意。富爸爸们有“世袭”的愿望，但“富二代”有“单飞”的小九九。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曾对182家中国最好的民营企业做调查，仅18%的企业家子女愿意接手家族企业，更多的“富二代”情愿投身金融，而非干实业。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党委书记余明阳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分析，“富二代”不愿意接班，有的是对严厉、小气、事无巨细、自以为是的父辈不满；有的是对传统产业毫无兴趣；有的养尊处优惯了以后不习惯被约束；有的是国外生活多年不适应国内生活环境。相比于“接班”，这些“富二代”更愿意成为艺术家、金融家或做官。
对于“富二代”，接管家族企业并非他们的本意，大部分人都是被动接班，且接班后与父辈及原始创业人群的冲突显著，宗馥莉就是其中的代表。
宗馥莉是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女儿，曾求学美国，主修国际贸易，深谙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和资本市场运作。宗馥莉曾公开反对父亲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称“他们每天都在等着老板的指示，如果突然间等不到老板指示，会说我今天干嘛呢？”
与第一代创业者经历过长期的生活磨砺，有改变生活现状的迫切需求不同，“富二代”生活环境优渥，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大都有海外留学经历。无论是知识储备还是个人素质都出类拔萃，但缺乏父辈们从生产、营销第一线摸爬滚打出来的实战经验，不接“地气”，崇尚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却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足，遭遇水土不服。
2013年，宗馥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语出惊人，称自己为处理和政府的关系头疼不已，“我觉得政府需要面对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永远不可能像我老爸这一代一样。”尽管随后宗馥莉本人出面澄清，但此番言论还是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波。宗庆后不得不出面回应，称这只是女儿一时的口误。
宗馥莉多年海外的生活经历，或许让她忽略了娃哈哈集团之所以能从国有独资企业到如今几近私有化，全赖宗庆后与政府的良好关系。熟读《毛泽东选集》的宗庆后，与各级政府打交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除此之外，“富二代”从小被送往国外读书、学习企业管理和商业投资，受华尔街“创富神话”的耳濡目染，认为传统制造业不如资本市场“以钱生钱”来得迅速。余明阳分析，“富二代”更钟情于“虚拟经济”，“对网络、电子商务、盈利模式、VC、PE等投资方式兴趣浓厚，对创办实业、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等兴趣不足。”
最典型的是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李兆会。自2003年因父亲李海仓意外身亡而接手海鑫集团以来，李兆会频繁出入资本市场，却对海鑫的老本行钢铁行业兴趣寥寥。随着越来越多“李兆会”的出现，一批以实业为本的民营企业正转向资本市场。这种趋势很有可能导致未来中国经济的空心化。
世界难题
亲血缘还是亲契约
在世界范围内，家族企业的传承都是一个难题。相比较于中国民营企业只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欧美企业在一百年前已经开始了从家族主义到经理主义的演变。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也出现了这一过渡的趋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海外家族企业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2009年10月3日，德国贝塔斯曼集团第五代传人，88岁的莱恩哈德·摩恩去世。他的遗孀莉兹·摩恩和儿子克里斯托夫·摩恩成为了贝塔斯曼管理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及成员，贝塔斯曼家族通过家族基金会实现了六代人的传承。
自从1983年德国印刷商卡尔·贝塔斯曼创建贝塔斯曼图书印刷公司以来，这家百年企业经过四代人的传承，依然保持着家族企业的原貌。当莱恩哈德·摩恩掌管贝塔斯曼以来，他领导公司发展成为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的媒体帝国，并把贝塔斯曼转变为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管理董事会、监督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德国模式的现代公司治理架构。
1977年，莱恩哈德建立了贝塔斯曼基金会。1993年，他又将其所持贝塔斯曼的大多数股份转移到贝塔斯曼基金会，使基金会成为了贝塔斯曼公司的最大股东。莱恩哈德用“家族基金”为核心的继承管理制度，延续了家族对企业的控制而非直接管理。“家族基金”通过公司监事会，负责挑选和管理家族企业外来的管理者。“家族基金”使家族成员不直接参与公司管理，企业的日常运作和发展则交由有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来负责。
在美国，80%的企业为家族所有，这些企业创造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半数以上。美国家族企业拥有200多年的历史，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为家族的传承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在美国，家族企业传承倾向于“用人唯贤”，而非“用人唯亲”。
杜邦公司成立至今已经两百多年，其中由家族控制和管理的时间长达170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公司董事会中高层经理的人数超过杜邦家族成员。到了上世纪70年代公司，公司正式由专业管理层接管。目前杜邦家族仍然是公司的所有者，享有公司利润的较大份额，但不参与重要的经营决策和管理。
在西方，家族企业主流的传承模式是通过家族持股，职业经理人打理。在这种模式之下，出现了“受托人”机制。身为大股东的家族成员会请来受托人，让他们成为董事会成员，和家族成员一起监督职业经理人。受托人是一群在社会上有声望的人，先决条件就是信誉好，普遍是商业精英或者社会贤达。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是好几家企业的受托人。为了防止受托人侵占家族的利益，在受托人、职业经理人之外，还会再引入专业理财顾问和律师，以构成制约势力。
在东亚国家，受血缘纽带关系的影响，大部分家族企业都会传承给家族成员。日本的家族企业却是例外，世界著名的松下、丰田、本田等企业，都是以家族姓氏命名的，但家族企业延续的核心不是血缘，只是家族姓氏。例如在丰田公司的发展历史中，外姓社长奥田硕的贡献不可磨灭，他奠定了丰田全球战略核心。而丰田章男得以执掌爷爷创办的企业，也正是因为得到了奥田硕的认可。
这一传统来源于日本独特的“隐居”制度。在竞争激烈的武家社会中，家长要代表一族对幕府尽各种义务。如果家长年老力衰，则无法尽武者之道，此时就要将家长的位置让给自己的儿子甚至是家族之外的人，只是为了延续家族的盛名。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对于继承者的人选就公开表态：“我不想恋战太久，这样会损害下一代人的志气。我也不在乎继承人是否是我的儿女，我只是需要一位能干的人来领导索尼。”果然，三年之后，盛田昭夫将索尼的帅印传给演员出生的大贺典雄。
财富魔咒
富不过三是缺计划
在财富管理中中，有一种说法：第一代创造财富，第二代花费财富，第三代挥霍财富。似乎最终家族财富似乎会离创造它的家族而去。有统计数据显示，大约有1/3的企业会传至第二代，只有约10%的家族企业会传到第三代，而传到三代之后的企业就更少了。这就是“富不过三”大魔咒。
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现已退休的一位教授经常向富豪家族提供咨询服务，对于这种“富不过三”的魔咒，司空见惯。在这位教授看来，“魔咒”的根源在于这些富豪家族的计划不周。
在对富豪家族进行的一些调查中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高度一致的现象：在成功的企业家中，只有1/3的人订立了一份有效的遗产计划。通常情况下，当父母去世后，他们的遗产会在子女间分配，而子女在遗产分配后会分道扬镳。当家族资产以这种方式分割之后，财富就改变了……
首先，产生这个“魔咒”的背后是缺乏对资产的专业管理经验。当父母的资产原封未动时，这些资产的规模大到足以得到专业管理。当父母的资产被分割之后，这些资产就变成区区银行账户而已。这位佩珀代因大学的教授举例指出，5000万美元的合计资产可能证明该家族本身有必要聘请一位专门的理财经理打理。但是，如果这样一份遗产在五个子女当中分割的话，那么任何一位子女都可能不会聘请专人来管理自己的资产。
其次，“富不过三”还与投资机会和途径有关。当父母的资产原封未动时，一个家族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对房地产领域投资500万美元。但是，如果这样一份遗产在五个子女当中分割，那么每个子女都会非常谨慎的对待这笔投资，犹犹豫豫之后可能就不涉足了。另外，某些投资方案，无论是私募基金还是对冲基金都设有相对较高的最低投资要求。家族可能满足这样一个最低投资要求，然而家族的单个成员可能无法满足。
第三，“魔咒”还与财产管理职责有关。当资产在子女间分割之后，每个子女都有权随意处理自己分到的那部分财产。父母遵循的财务纪律常常没能让子女继承。于是，家族财富总额往往开始缩水。
“当父母的资产原封未动并且像公司那样得到管理时，家族成员对他们的财富会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位教授指出，“随着家族资产代代相传，每一代家族成员都不会把家族资产视为他们自己的，而是把他们自己看作为让家族财富发扬光大的管理者。”
商科教育
课程内容缺乏标准
事实上，在商科教育发展最为顶尖的美国，此前对家族企业的接班人培训教育问题并不重视。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昆兰商学院家族企业研究中心执行董事安德鲁·基特(Andrew Keyt)指出，“创业者在美国文化中很受尊重。”在基特看来，美国社会对创业者的美化，与美国媒体对家族企业的报道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认为我们的媒体就是对家族内斗的故事情有独钟，但其实家族企业取得成功的新闻鲜有听闻。”
斯特森大学家族企业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格雷格·麦卡恩(Greg McCann)也认为，家族企业在美国形象不佳，“在美国，每个人都希望称自己为创业者。”
然而，金融危机之后，这样的观点正在逐步扭转。经营一家家族企业咨询公司的安·金凯德(Ann Kinkade)表示，金融危机之后立法者和监管机构开始注意到，家族企业与社会的关系更为和谐，而且对员工来说是家族企业意味着有更稳定的雇主。
随着人们普遍开始反思对家族企业的看法，并且逐步消除对裙带关系的负面偏见时，与家族企业有关的研究和教育的地位也在提高。
一般美国的商科教育可分为四大类：研究生教育、本科生教育、高管教育、以及研讨会和延展项目。而美国大部分家族企业教育都被归于最后一类。然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开始重视家族企业教育项目，并将这些项目逐步转向学位课程。同时，有关家族企业问题的公开发表的论文质量不断提高，也有助于提高家族企业教育的地位。
在中国市场，家族企业接班人的教育培训似乎要比美国更加受到重视。如今，中国民营企业资产已经进入从第一代创业者转向第二代的高峰期。像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企业接班人研修班，不少商学院的全职MBA项目更是“富二代”的聚集地。
尽管针对家族企业接班人的教育获得了重视，但在课程设置、教育方式、课外实践等方面，家族企业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位商学院业内人士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在中国国内这样的培训班一般每个月上一两天课，费用少则几万，多则不封顶，这类培训的学员更重视的是圈子和机遇，诸如品酒、高尔夫、抽雪茄之类，真正认真关注企业管理与运营方面的内容则很少。不同于普通MBA课程都有完整的教学设计大纲，针对家族接班人的课程内容往往是各个学校依照班级学员的构成自行设定，课程内容本身缺乏标准是目前这类培训普遍存在的弊病。
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戴维·鲁宾逊(David Robinson)更是直言不讳道，“如果我们学院提议开设一门家族企业课程，而把决定权交到我的手中，我会否决这一提议。除非这门课可能从税务规划的角度来讲，否则这种课程很讨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