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一代宗师》编剧徐皓峰
本报记者 胡钰 北京报道
身材高大的徐皓峰说话慢悠悠的，总是一副和蔼的表情，但细琢磨起这个人，还是会觉得很神秘，比如他到底会不会武功，他构建的武术文字和影像究竟要表述什么样的人生、历史和哲理。
70年代生人的徐皓峰与武术的第一次深入接触是在电影学院毕业后的就业彷徨期。徐皓峰整日和自己的二姥爷——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弟子李仲轩混在一起，这位号称“中华武术黄金时代最后一个见证者”的老人把所有的故事都倒给了徐皓峰，最终成就了2006年让徐皓峰名声大噪的纪实文学《逝去的武林》。此后，不仅有人要给他投资办武馆，还有很多人找上门来要比武，但都被徐皓峰以一个抱拳的姿势谢绝。也是这本书，让王家卫注意到了徐皓峰。
王家卫的野心是以《一代宗师》留下民国武林的历史文献，这样的大格局与徐皓峰多年的写武路数十分契合。就连与徐皓峰对话，都会有一种磅礴感，他习惯站在历史的当口，梳理武林中的民族性格、社会组织形态和个体命运的无奈浮沉。这也是他的小说《道士下山》如今又被陈凯歌相中的原因，在这个号称“水浒”群像式的传奇电影中，徐皓峰再任编剧一职。同时，身为导演系教师的徐皓峰这两年也自执导筒，通过《倭寇的踪迹》、《箭士柳白猿》两部电影，更为冷峻地讲述着“武”的历史命运。
在接受本报的独家专访中，徐皓峰对于“武”的剖析走向了一个多维的空间，比如“武”是杀人技，是人情世故，是“混”江湖的门道，是社会阶层从形成到瓦解的过程，是反观中华民族的镜子，也是解决自身对于现实困惑的一个通道。个中滋味，各去品尝。
一个甲子的沉浮
《华夏时报》：很多人觉得《一代宗师》里的武林是很陌生、难理解的。是我们长久以来对这群人和历史有误读吗？
徐皓峰：在此之前，包括袁和平等在内的武术片顾问都在有意规避这段历史，因为从清末到民国，再到上世纪50年代初，武林经历了一个甲子的痛苦记忆。在1900年之后的50年中，武人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辉煌，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的10年是极为辉煌的；但到50年代初期，武术阶层开始消失，他们受到打压时，又没有文人那样的表达能力，因此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陨落了。大众对于那个历史阶段的武人也形成了许多误读，觉得他们极其粗糙，是社会底层，只会打日本人。其实不然。
这要从民国武人辉煌的源头说起。最初是清朝时有一批遗留下的明朝军官潜伏在了民间，他们相当于中国最早的黑社会。因为清朝是禁止民间习武的，到1910年时这批人才开始大面积进入社会，民间开始出现拳场。到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底层的武人开始贵族化。就像《一代宗师》里宫家的那种显赫，甚至连省长都是这些武人的朋友，他们每天都要应付场面上的事，包括去给别人当仲裁人。很多人觉得武人就是给别人当保镖，其实在民国时，武人当保镖的名义是“帮忙”，大家之间是朋友的关系才会去，因此给酬劳也不能叫月薪，而是叫礼金。
所以，这一个甲子的历史该怎么拍呢，好多东西拍出来大众可能都会不太相信。比如黄飞鸿、叶问这些人最初到香港时都是很落魄的，没有开武馆的空间，其实就是做家教，楼顶就是拳馆。他们这种社会边缘人的境况与那种通常的辉煌形象很不符，这些武人的心态也是不愿意说起这些事。内地也一样，“文革”结束后存活下来的武人，也没有工作单位，活动场所也只能是在公园。
《华夏时报》：《一代宗师》为什么会把所有武人放在广东-东北-香港这样一个交叉的地理格局中？
徐皓峰：当时武人已经成为一个固有的社会阶层，这个是从天津开始。在天津武人的鼎盛时期，这个阶层作为样本被拷贝到了东北，尤其是沈阳周边。到了1927年天津武士会名存实亡时，反倒是东北那批武人存活了下来，这就是宫家为什么会在东北的原因。那为什么会找到广东佛山“叶问”这个点呢？这其实隐含了民国武术史的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北拳南传”。这对于武术的传播影响深远，意味着南方拳师在教拳的时候可以对照着北方拳来讲，教拳的词汇空前地丰富了起来。
《华夏时报》：王家卫说张震演的“一线天”其实可以单拍一部电影，他代表的是武林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很深的军政界背景。
徐皓峰：武人与政界、军界的密切关系是从北洋政府开始，当时部队里会教授拳法。基于北洋政府对于武术的推崇，有些门派也开始在国家层面看待武术。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当时保定军校将形意拳拳谱作为了正式教材。看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以往的武林秘籍只会密传，一个师傅一辈子教几十个徒弟，但能得到真传的恐怕顶多两三人，所谓的“得谱”是一件很大的事。但形意拳愿意把自己的东西贡献出来，也是武林里首个公开拳谱的，它的确是个爱国的门派。当然，抛开门派不说，有不少武林人士其实是给军政界当杀手的；而一旦当上杀手，一辈子就不能再见光了，这种人会主动回避正统的武林人物。赵本山扮演的“师哥”有句台词是“人活一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就有这个意思的暗指。
《华夏时报》：宫二所说的“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三重境界，是当时武人的集体追求吗？
徐皓峰：这个东西其实是来自文人。文人做学问的三个阶段叫“三家相见”。背景是中国文化到宋朝以后，佛儒道有融合的趋势，成为“文人修养”，是对人生修养的一个提炼。是有具体标准和固定内容的，但这一套东西到了民国，却被文人抛弃了，开始全盘西化。文人们故意去犯忌讳，以显得潇洒和人性化。这套文人们经过百年凝练出的精细的东西，反而被武人们拿了过来，开始更为精致化的使用。这就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现象，“文人无行、武人文相”。
当下更需“武”的智慧
《华夏时报》：你说到底是个电影人，为什么会专注于武林的研究？
徐皓峰：我在青年和少年时代遇到了很多事情，却发现没有一个可靠的思维方法能帮助自己解决，哪怕只是简单地裁定好和坏都变得很困难。我觉得现在的人生活得太没有智慧，甚至常常在做退化的事情。比如咱们爷爷那一辈，他们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学到了许多人生的大原则，懂得了人情世故。但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是打折的，中国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是断掉的。我们甚至连《资治通鉴》都看不懂了，很多人把这些典籍认为是权谋的集大成者，非常可笑。所以，不论是个人，还是站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现代化并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必须要找到一个既保有真诚又能制约对方的方法。
《华夏时报》：武学中有解决你自身和社会现实问题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吗？
徐皓峰：其实我从武术通向了传统中国，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高度智慧和丰富历史经验的国家，社会动荡相对少，和平时期更长。可见东方文化的一大精髓就是人群的组织机构。古时候西方人崇拜东方文化的最根本一点就是，我们对于组织的高明安排，通过官僚体系和人员结构来避免残杀，因而可以成为最利于合作和最有组织效率的民族。英国的文官也是模仿明朝的科举而来。关于法律，古人也有自己的智慧。四书五经是大原则。汉代法律最终裁定时，会拿儒家经典《春秋》、《论语》来与法律评判的结果做辩论；如果法律不能及的地方，尤其是在有关所有权和重大纠纷时，就用四书五经解决。但这些东西都被民国的“文人无行”简单地诋毁掉了，误导了后生。所以我不同意有些人认为的“内斗”是我们的民族特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中国早就像古巴比伦那样消失了，只有真正懂得怎么过日子的民族才能存在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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