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盛夏汛期，河南境内的黄河下游两岸连日大雨，洪水漫天涌来。
六月十九，河防重镇铜瓦厢（今兰考县西北）“适值南风暴发，巨浪掀腾，直扑堤顶，兵夫不能站立，人力难施”，洪水冲决北岸堤坝，一天之内撕开了宽达七八十丈的大口子，亲临前线指挥抗洪救灾的署理河东河道总督蒋启扬，“心惊胆裂，泪汗交流”。
铜瓦厢决堤之后，黄河一改700余年来向南夺淮经安徽、江苏入海的常态，转而向东北夺大清河经山东入海，此即近代中国水利史上著名的“咸丰五年黄河大改道”。
数百年间，扼黄河夺淮入海要冲的淮安，集漕运与治河重任于一身，关系王朝命脉。黄河改道，也改变了这座名城此后的命运。
“遏黄”或“引黄”？
自永乐年间（1403~1424年）朱棣迁都北京以来，明朝的军政重心一直在北方。江南漕粮北运，供应庞大的京师官僚机构以及边防军队所需，成为维持王朝统治稳定的头等经济大事。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武（今新乡原阳县）决堤，河水东漫，元朝凿通的会通河（大运河江苏徐州至山东临清段）尽淤。20年后，即永乐九年（1411年），工部尚书（建设、水利、交通部部长）宋礼受命整治会通河，后来平江伯陈瑄在淮安城西开挖20里长的清江浦，引洪泽湖水入黄淮（详见2014年3月17日D7版《从平江伯到漕运总督》），全长三千余里的京杭大运河，才再告全线贯通。
但此后，徐州以北的会通河，仍常受黄河决堤困扰，徐州以南至淮安的运河，又要借道黄淮河道，水患不断。黄河水太大时要“遏黄保运”，运河水浅了则竭力“引黄济运”。终明一代，漕运与治河总是纠缠在一起。
很多时候，北上漕船沿运河抵达淮安清江浦石码头，只能舍舟登岸，改为陆运，即所谓“南船北马，舟楫交替”。因各路客商，或上京赶考的江南乃至岭南士人，均须在此换乘车马，他们往往会盘桓数日，带动沿河旅馆、饭店、车厂、商铺生意兴隆，故又有“九省通衢石码头”之誉。今天的石码头，虽然帆影不再，却车水马龙，且清江闸口有立碑纪念，人们仍可凭栏追想昔日繁华。
明代治理黄河，又有重要的政治考虑。明太祖朱元璋老家在凤阳，凤阳有皇陵，泗洲（时属凤阳府辖地，今淮安盱眙县）有祖陵，均在淮水之滨。黄河南流夺淮入海，直接威胁到皇家陵寝的安危，这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大事。
本来，明朝开国后的100多年里，黄河决堤大多发生在开封附近，对八九百里外的凤阳一带，影响还不大。弘治年间（1488~1505年）河南境内黄河两岸堤坝相继修成，水患受到控制，反而下游的山东和南直隶（今安徽、江苏）成了重灾区。
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黄淮大水暴涨，一直涨至泗州明祖陵陵门，连那位以行事荒唐著称的武宗皇帝朱厚照，也不得不考虑“护陵”大计。最严重的一次，是自万历十九年（1591年）起，四年内祖陵及整个泗州城三次被淹，堪称明代水利史上一大灾难。
万历后期崭露头角的大科学家徐光启，对水利也深有研究，他曾总结说，为对付黄河泛滥，既要拦截中间干道，又北防淤运，南防侵陵，都迫使黄河之水无路可走，“水穷则溢，何得不累岁决也？”
这一番话，正好道出了明朝治河主事官员备受掣肘的两难境地。
河、漕分与合
明初的运河维护，长期由驻节淮安的漕运总兵兼理，遇到黄河决堤造成运河淤塞之类重大事件，才临时派遣大臣沿河巡视或治理。
直到成化七年（1471年），因运河“日以废弛，粮船阻浅，转输延迟”，始任命刑部左侍郎（司法部副部长）王恕总理河道，要求三年为期，必见成效。这是“总理河道”一名首次出现，但王恕事毕回京交差，仍然是“临时工”一名。
后来黄河水患对运河侵扰日繁，朝廷中要求设专职大臣治河的呼声日高。正德四年（1509年），为确保粮船航行安全，才设定“都御使”（监察部部长）一名总理河道事务，称为“总河”。此后，总河成为明清两代的最高河务官员。
明代中后期，总河权力很大，一度可节制山东、河南、南北直隶（今安徽、江苏及河北、京津）的巡抚与三司（即省长和地方行政、司法、军政主要官员），统管本地区内的黄、淮、运及其他河流，职衔至少是尚书或侍郎，相当于部级、副部级高官。但此职位也不太稳定，与漕运总督分分合合，河患最烈的万历年间尤甚。
比如万历五年（1577年），因总河、总漕意见不合，互相指责，朝廷干脆将两官合并，统称总理河漕提督。大概10年后，著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总理河道，总河、总漕重新分立。但又过了10年，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在制定分黄导淮方案时，总河、总漕再度发生激烈争吵，结果总河遭裁撤，仍由漕督监管。没过几年，因河漕合并办公，实在多有不便，于是请旨分立。
这有点像如今的大部制改革，翻来覆去，折腾得不亦乐乎。其中固然有官场中常见的人事纠纷与权力之争，但由此也可知道，治河与漕运一样，责任重大，事务繁杂，动不动就会触怒龙颜，主掌官员均不敢掉以轻心。
总河、总漕合并时，当然是在淮安总督漕运部院办公，近年来在淮安老城楚州区已挖掘出漕督部院遗址，规模十分宏大。河、漕分立时，总河先是驻在山东运河重镇济宁，明朝末年改为“夏秋驻徐（州），冬春驻济”。万历初年，曾以淮安天妃闸为界，南属漕运总督，北属总理河道管理，不久，江南运河也纳入总河的权力范围。
清承明制，入关之初的顺治元年（1644年）即设河道总督，驻节济宁，这是清代最早的河官。康熙十六年（1677年），因江南河工要紧，河督移驻淮安清江浦，副总河仍在济宁，专管北河（河南、山东境内）河务。乾隆二年（1737年）以后，整个河务系统基本稳定下来，全国有北河、南河、东河三河道总督，北河由直隶总督兼管，南河由驻淮安的漕运总督兼管，东河则由河东河道总督专任——百余年后目睹“咸丰五年黄河大改道”惨烈现场的蒋启扬，便任此职。
清代河道总督为正二品，与各省巡抚级别相同。自康熙朝中期起，河督也像各省督抚一样，拥有直辖军队，名为“河兵”，负责河工调遣、督护、守汛、防险及疏浚等事，跟明代的“漕军”相近。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河兵总数仍有13700人之多。
安澜早奏功
清代治河，虽然不像明代那样承担沉重政治任务，必须力保皇陵、祖陵，但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少年登基的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曾自称，“从古治河之法，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他十四岁亲政，不久便拟定首要解决的三件大事：一是三藩，二是河务，三是漕运。
扑灭吴三桂等前明降将的三藩之乱，迫使台湾郑氏集团归顺之余，颇有远见的康熙开始着手战乱之后的和平建设，河务与漕运，关乎国计民生，自然是当务之急。这两件大事，都与运河之都淮安的地位和命运，息息相关。
清代治河的最大成就，正是在康熙年间取得，整个工程，前后历时数十年。主其事者，为备受康熙器重的水利专家、出身汉军镶黄旗的靳辅。
康熙十六年（1677年），45岁的靳辅由安徽巡抚升任河道总督，从长江北岸的安庆（时为安徽省会），来到淮安清江浦河道总督署。他履新之时，适值黄河下游大肆泛滥之日，徐州以东经淮安入海的黄淮河道，南北两岸决口多达70余处。淮安城西南的洪泽湖被黄河水倒灌，环湖围堰决口30余处。黄、淮、运三河交汇处的漕运咽喉淮安清口运河，淤塞成陆地，船运被迫中断。
靳辅异常勤奋尽责，花了两个多月时间，踏着泥泞跑遍大河上下千里，实地考察，然后一天之内连续向康熙呈送八篇治河方略，即有名的《经理河工八疏》。“八疏”中的头三篇，即以淮安周边河道治理为突破口，提出“挑清江浦至海口”，疏浚黄河下游；“挑疏清口”，挖通淤塞的清口运河；以“高堰坦坡”方法维修洪泽湖残缺堤岸。余下五篇，则从治河的技术和管理层面，详细论述。
靳辅的高明之处，在于认识到“漕之患莫大于河”，把黄河、运河视为一体，治河、治漕等量齐观。而他治河的最大创举，是在宿迁附近开凿一条新运河——中河，使漕运不必再借用风波险恶的180里黄淮河道，大大减少风险和泥沙淤塞之忧。
据说，河工告成之日，康熙曾亲临黄河岸边，对靳辅大加鼓励。远不像他的孙子乾隆那般爱卖弄诗才的康熙，也即兴作《阅河堤诗》一首，诗云：“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劳日，安澜早奏功。”
尽管靳辅之后的历任河道总督，不乏治河能臣，但千百年来桀骜不驯的黄河，终究非人力可轻易控制。靳辅身故（1692年）大约一个半世纪后，1855年的黄河铜瓦厢大决堤，还是让他们前功尽弃。
此时，正值太平军占据南京，席卷长江下游，南北漕运，名存实亡。清代旷日持久的漕运与海运之争，天平迅速向“海运派”倾斜。淮安城内外官商民众庆幸黄河北徙，自此可免受水患侵扰之时，有谁能意识到，运河之都的落日余晖，已隐约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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