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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赛琳娜·鲁本斯的肖像》
慕名去观赏了“鲁本斯、凡·戴克与佛兰德斯画派——列支敦士登王室珍藏展”。走进展厅的那一刻，生动的形象、恢弘的气势、细腻的技法，让记者立刻陷入一种华丽浓烈的巴洛克氛围中。
解说员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在鲁本斯的作品里，你会看到欧洲艺术史上最动人的一幅肖像画，你能体会到神话故事中战神马尔斯与女祭司西尔维亚相遇的瞬间，你可以了解到佛兰德斯的艺术火光，你可以感触到，属于巴洛克的传奇。”
所以，想要了解佛兰德斯，探索巴洛克，你必须先去了解彼得·保罗·鲁本斯。
“尽情燃烧”
在文艺复兴从繁荣走向衰退的16世纪，大师们相继谢世，星空一时暗淡。随着17世纪的到来，欧洲美术进入了巴洛克时代。
此时诞生的佛兰德斯绘画是西方艺术史上巴洛克时期重要的艺术流派，彼得·保罗·鲁本斯更是以他强烈的个人风采诠释了巴洛克艺术的独到和魅力之处。
正如法国美术史家丹纳所说，“佛兰德斯只有一个鲁本斯，正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其余的画家无论如何伟大，总缺少一部分天才。”
艺术家欧仁·弗罗芒坦将鲁本斯的画与英雄史诗相提并论。诗人和政论家安德鲁·凡·哈塞尔特将鲁本斯看作是民族画派的奠基人，他认为，“鲁本斯的重要性在于树立起一种民族自觉意识，这种民族自觉意识进而又向佛兰德斯人民展示了继续前进的现实可能。”
可以说，辉煌的作品通常是一个作家一生的反映，鲁本斯的伟大必然源自他选择的不凡的道路。不过，作为一名美术家，鲁本斯的一生算是幸运的。
无论是达芬奇、拉斐尔、梵高，他们的一生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缺憾。有的经历过社会的变迁，有的晚年饱受疾病的折磨，有的穷困潦倒，乃至一生郁郁不得志……反观鲁本斯，在仕途上扶摇直上，在艺术上备受称赞，在作品上被广泛流传，甚至连个人修为和兴趣爱好方面都无可挑剔，可谓此生无憾矣。
从鲁本斯的《强劫留西帕斯的女儿》作品中，可以感受到马匹恢弘的气势，男人强烈的运动感，人性的欲望，这一切无一不展现了这位画家掩饰在色彩中的热情。
“他的画作是明朗的、激情的，带着与那个时代宗教画背道而驰的反派和颠覆。”在画展上，与记者交谈的一位美术专业人士感叹称。
作为宫廷画师与外交官，鲁本斯的外表看起来像一名绅士，风度翩翩。但在艺术方面，鲁本斯有一种“把整个世界都踩在脚下”的霸气，生活的顺境更是助长了他的狂热。
对于鲁本斯而言，生活和作画本是一体，有评论家认为，四个字足以概括他的人生，那就是——“尽情燃烧”。
鲁本斯的作品中总是折射出强烈而绚烂的“人文主义”精神。即使他创作的主要题材是宗教神话，但他还是以世俗的人物和自然去表现神界人物，如同法国美术史家丹纳所评价的那样：“他的作品表面上涂着一层天主教的圣油，而骨子里的风俗、习惯、思想感情等，一切都是异教的。”
柔情似水
大师的青涩时期往往很容易被人遗忘。然而，“侍童艺徒”和“意大利进修”这两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对于鲁本斯的作品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极为重要。
鲁本斯生于德国齐根小镇的一个律师家庭。父亲因参加反抗西班牙侵略的起义，被西班牙统治者列入了黑名单，遭到迫害。于是，携带家小逃亡国外，投奔德国科隆，后又因为通奸遭驱逐。
父亲的这段不光彩的经历或多或少影响了鲁本斯的心态。鲁本斯十分厌恶轻薄放荡行为，后来虽然鲁本斯经常出入宫廷，与上流社会人士交往，一生过着豪华富裕的生活，但他严于律己，始终忠于自己的爱情，家庭幸福美满。
鲁本斯最初师从于风景画家维尔哈·希特和多才多艺的画家阿达姆·凡·诺尔特，在他们的门下学习了4年时间，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不久后，鲁本斯又成为从罗马归来的维尼乌斯的弟子，激起了其对意大利，特别是罗马的向往。21岁那年，鲁本斯成为安特卫普画家公会的会员，两年之后实现了去意大利留学的梦想。
鲁本斯是一个受多国文化熏陶的人。其中，这段意大利进修的经历尤为宝贵。在这里，鲁本斯不仅了解到古典艺术的魅力，体会到文艺复兴之光芒，也对现代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宗教文化的魅力更是鲁本斯所无法抗拒的，以至于他生平的大多数作品，尤其是以那最著名的《下十字架》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都以宗教作为素材来源。
在鲁本斯的笔下，许多神话与宗教故事都被形象、生动地再现。本次展览展出的《战神马尔斯与瑞亚·西尔维亚》是这类题材作品的典型。作品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古代神话故事中战神马尔斯与女祭司西尔维亚相遇的情景。
而最受关注的无疑是《克拉拉·赛琳娜·鲁本斯的肖像》，这幅号称“欧洲艺术史上最动人的肖像画”，是鲁本斯1616年创作的，只有几个巴掌大的画面上描绘的是他5岁的长女克拉拉·赛琳娜。在白色衣领的衬托下，女孩儿脸颊粉红，绿色的大眼睛率真地盯着画面之外，那张写满稚嫩、天真无邪、讨人喜爱的脸庞生动鲜活地展示在观众的眼前，而浓浓的父爱也跃然纸上。可惜的是女孩12岁就夭折了，这幅画也成为鲁本斯日后对女儿的纪念。
故乡情结
对于崇尚巴洛克艺术的人来说，鲁本斯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传奇。几年前，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博物馆特意开展了一场关于鲁本斯的专项课题研究。馆长保罗·胡维纳博士在《鲁本斯的佛兰德斯传统》一文中指出：“鲁本斯在意大利时期所形成的跨国界绝妙风格是由以下两者组成的：作为优秀的低地艺术家所认识到的自身优势，以及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深刻洞察。由此，鲁本斯对于欧洲巴洛克艺术的贡献无人能及。”
在鲁本斯时代之前，巴洛克艺术一直被古典主义画家认为是非正式画稿、草图，是一种堕落瓦解的艺术。巴洛克艺术最早产生于意大利，与反宗教改革有关。可以说，巴洛克艺术虽不是宗教发明的，但它是为教会服务的。
鲁本斯的出现，逐渐改变了巴洛克艺术在美术领域的地位。他无尽的想象力和火热的激情，真正打动了欣赏者，巴洛克艺术在鲁本斯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其后也出现了一大批的追随者。
如果简单地把鲁本斯介绍成“巴洛克艺术的代表人物”，并没有体现出鲁本斯的巨大贡献，更是一定程度上埋没了鲁本斯的一系列功绩。毕竟，鲁本斯是在用自己的体会和经历，去创造一种“新的艺术”，他不属于谁，他是新天地的开创者。
在鲁本斯走向辉煌的过程中，意大利画风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甚至从他去意大利之前的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奥托·范费恩是鲁本斯的老师，也是当年安特卫普著名的王室宫廷画家，有着深厚的人文主义背景。正是范费恩教导鲁本斯，油画艺术不仅仅靠专业知识和闭门习作，更需要深谙艺术理论与人文经典，包括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杰作。范费恩的言传身教的确对他的学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鲁本斯如饥似渴地吸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华，熟读经典，并发展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风格。
当然，作为17世纪巴洛克艺术乃至整个西欧绘画界的代表画家，鲁本斯的艺术风格不仅受到意大利的影响，故乡佛兰德斯的艺术养料对他的滋养也十分重要。
从中世纪起，佛兰德斯就是“高品质”的代名词，特别在音乐和艺术等奢侈品方面尤为如此。那时起，佛兰德斯的艺术品就大量出口，到15世纪勃艮第时代达到无可匹敌的高峰。
鲁本斯显然没有辜负这片艺术的沃土。有学者在评论鲁本斯的风景画时这样描述：“他在风景画里常常寄托着对故乡佛兰德斯的思念，尽管他漂泊于世界各地，无限辉煌，但那片对故土难以割舍的情怀从未泯灭。”
身为佛兰德斯的孩子，鲁本斯的画笔不会撒谎。鲁本斯复兴了佛兰德斯的艺术，佛兰德斯的艺术传统和血脉也成就了鲁本斯。或许，正因为心怀世界而不忘故土，兼容并蓄而不丢失自我，鲁本斯才得以创造出有别于当年艺术高地意大利的独特的西欧巴洛克风格。在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中，鲁本斯的两幅著名的祭坛画——《上十字架》和《下十字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画面变得薄而透明，而这正是欧洲北方画派大师所擅长的。
完美融合
“作画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的工作是外交大使。”鲁本斯曾开玩笑地说。但事实上，鲁本斯将这个爱好很好地融入了工作中。
鲁本斯曾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先后出访法国、英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国，从事改善佛兰德斯处境的外交活动。在繁忙的外交工作期间，他时刻不忘作画，只要有空暇时间，便拿起笔来画个不停。有时在给上层人物画肖像时，一面画像，还同时兼谈外事工作，如他给英王特使白金汉公爵和英王查理一世画像时就是这样。
1622年，他奉命出使法国，在巴黎为法国皇太后玛丽·达·美弟奇创作了大型组画《玛丽·达·美弟奇生平》用来装饰卢森堡宫，鲁本斯一共画了21幅。
除了事业上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外，鲁本斯的生活同样美满。他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是安特卫普著名法律学家的女儿伊莎贝拉·布兰特。伊莎贝拉年轻貌美、富有魅力，让鲁本斯一见钟情。他们结婚后过着十分幸福的生活，并育有3个孩子。
与此同时，婚姻生活幸福的鲁本斯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时期，也是他的独特艺术风格形成的时期。
这个时期，鲁本斯和他的学生创作了大量作品。这个阶段的一些作品也已经流露出他的独有画风——基本上放弃了对古典主义的崇尚，并显示出了巴洛克艺术风格。
不幸的是，鲁本斯49岁时，伊莎贝拉去世。经历丧妻之痛的他，只能用繁忙的工作来麻痹自己。
4年后，53岁的鲁本斯又娶了16岁的海伦娜·芙尔曼为妻，育有5个孩子，白头到老。海伦娜是他朋友的小女儿，也是他前妻的侄女。同时，海伦娜也成为多幅鲁本斯晚期作品中的模特儿。
著名画作《小皮裘》画的便是海伦娜（当时约是24岁），裸身半裹黑裘，以皮毛的乌亮轻软衬托玉体的娇艳健美，可谓极尽绘画之能事。鲁本斯对这位为他暮年带来青春活力的娇妻的一片挚爱深情，尽在画中人侧身回眸的含情一顾中。
可以说，在艺术史上，鲁本斯也许是为数不多的一生都过得幸福顺利的画家。而这种优越而舒畅的生活环境使鲁本斯形成了乐观、热情、浪漫的生活态度，也从一定意义上造就了其自如洒脱、动感奔放的艺术风格。
1633年，鲁本斯退出政界，回到画室，专心从事艺术创作。1640年5月30日，这位佛兰德斯最杰出的艺术大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63岁，为人类艺术宝库贡献了3000余幅艺术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