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
在不少关于地方和企业事件的新闻报道中，读者在文章末尾往往会看到一段大意是这样的话：记者向有关部门包括负责宣传的部门了解有关情况。对方回应：“无可奉告”，而且要求媒体“不要报道”。
许多报社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凡是被报道对象认为是“负面报道”的文章，该地区的有关部门特别是主管宣传的部门往往十分紧张，会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要求报纸不要再报道，而且总是要求网上删稿；他们甚至向报纸的主管部门“告状”，指责报道内容“失实”，强调删稿的必要。如果报道失实，当然不可放纵，必须严肃查处。但既然是内容“失实”，那么理应是要求深入采访，澄清事实，做更客观真实的报道。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通常并不愿接受采访，搞清事实，真正的意图只是要求“不要报道”。实际上就是希望掩盖事实，清理“杂音”。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认为：不要报道，就能为他们的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而且“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越应该给一个相对好一点儿的舆论环境，人们才能解放思想”。似乎“不要报道”也是一种“扶持”政策。
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笔者最近到南方一些地区调研，与当地的百姓谈起一位因被“双规”查处而“知名”的市领导。在这位先后担任过市长和市委书记的两个城市，很多市民和干部都对这位作风强悍的领导感到惋惜。不少人说，正是这位有魄力的市长书记当年“大拆大建”，才实现了不错的城市规划，有了今天整洁的市容，而且还保留了一些历史老街的古朴风貌。但是，市民们也说，当时的强拆强建“容不得商量”，“十分强硬”，“即使死一个人赔二十万也得按期完成拆迁计划”，人们“敢怒不敢言”。这位领导后来到一个更大的城市任市长，也是大拆大建，无视民意，行为失律，终因违纪违法被“双规”查处。这位市长曾经在地方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工作过，他大概很知道如何让媒体“不要报道”，结果是在缺乏监督中，走上了违纪违法的不归路。
客观地说，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人民做了非常多的好事，大概是全世界最有作为的党和政府了，那么，党政领导干部们当然功不可没。但是，他们虽然辛辛苦苦，却不习惯于“公开”和“透明”的舆论环境。“我们在做好事，你们不要多嘴多舌”，“负面报道就是添乱”，是他们的普遍心态。问题是，公开透明是促使行为自律的最有效方式，人在信息透明的公开场合一定会更自律、更文明、更守规矩。可以设想，如果上述那位市长不是要求“不要报道”而是“欢迎报道”，多一些透明度，他的行为就会检点些，自律些，违纪违法的可能性至少会低一些。很难设想有那么多的领导干部在本性上就是腐败分子，被提拔任命之时已经有了违法乱纪的宿命。我们可以看到太多令人惋惜之人：“项目上去，干部进去”。人民尽管不会忘记“建设成就的功臣”，但也痛恨“无法无天的腐败”。我们的成就为什么会付出那么多官员腐败的代价？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透明度太低了！
一个正面的事例是：党中央新一届领导抓反腐，抓党风，抓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效？人民为什么对此满意度最高？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透明度高，舆论监督有力。众目睽睽之下，谁敢为所欲为！
对于新闻媒体，客观公正，是好说好，是坏说坏，不仅是职责所在，而且是生命所依。如果天天报道“今天太阳从东方升起了”“各地方一切正常”、各级领导都恪尽职守、勤政廉洁，而凡是“负面新闻”都“不要报道”，媒体自己也就没有生命力了，因为，没有人想听这种不说也知的老生常谈。我们常说，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是党和人民的“喉舌”，那么，他们应该发怎样的声音呢？是报道事实还是“不要报道”？是说实话还是不说实话？如果“不要报道”、不说实话，那你想让党和人民知道什么？要媒体干什么？一张天天只说“各地无异常”的报纸人民会喜闻乐见吗？会有公信力和生命力吗？
最近，政府有关部门集中重点整治“虚假新闻”和“新闻欺诈”现象，非常必要。而“不要报道”往往是产生“虚假新闻”和“新闻欺诈”现象的温床和实现形式。因为，许多事情“不要报道”，就给“虚假新闻”提供了大行其道的空间，因为“你不说，别人就可以随便说”，“你不让说真的，别人就可能说假的”。没有真实新闻的正常供应，就必然会有假消息横行的市场。更重要的是，“新闻欺诈”通常是以“不要报道”为“人质”的，只有不报道了，欺诈才能成立；相反，一旦媒体真实报道了，“有偿不闻”和“新闻欺诈”也就不能成立了。所以，“不要报道”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和欺诈的风险。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舆论的力量如今变得比以往强大，正因为如此，各式各样想要影响媒体的专门行业才会层出不穷。” 这种“专门行业”包括了形形色色以贿赂为手段的“封口”行为。
新闻报道中，由于调查不深入和受记者业务水平所限，也非常可能发生报道事实不够清楚和不够充分等情况。但是，正规新闻媒体本身并没有制造假新闻的主观动机，因为新闻报道是高度公开性的产品，极难作假，即使作假也必然会被揭露，主观作假的目的很难得逞。 而在现实中，确有一种较普遍的情况：掌握信息的部门（或人员）有意隐瞒事实，或者不接受采访，以达到“不要报道”的目的。所以，“不要报道”往往也是新闻报道内容不扎实和缺乏准确性的一个原因，即堵塞了真实信息的新闻源。当然，新闻报道也必须自律，不可不顾社会影响和有违公共道德地“信口开河”。如何报道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但绝不是“不要报道”就可“洁身自好”。
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或者社会组织包括媒体自己，都要深刻认识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信息技术高度发达、舆论透明度越来越高的时代。市场和社会运行的逻辑将发生重大变化：“明着”将成为比“瞒着”更好的生存方式。这可以称为“竞争性透明”，即从“秘密就是竞争力”变为“透明就是竞争力”——“谁更透明，谁的信誉就更高，谁的产品就被市场接受，竞争力就更强”。例如，生产绿色食品的企业，越是将自己的生产信息告知消费者，就越能得到消费者的信赖。同样，一个零部件信息甚至工艺流程信息透明度更高的制成品往往会比信息不公开的产品更具竞争力。信息不透明的产品很少有人愿意接受；信息不透明的企业难以获得信誉和认可。因此，在竞争性透明机制下，企业会主动从“黑箱”演变为“白箱”，因为“白箱”的信誉和市场接受度更高。
与此相应的是，政府的行为也必然会趋向信息透明。“阳光”行政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寻租和腐败现象；程序公开可以最大限度提高效率。透明度越高的政府管理部门将越能得到政治认可和舆论支持，而“暗箱操作”将越来越难以存在。
当然，“透明”是一剂良药，但也往往是“苦药”。当你承受着不得不加大透明度的巨大压力时，不透明就会被淘汰，透明又有“难言之隐”。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将会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谁更透明，谁就更具竞争力”将成为普遍性现象，“公开真相”将成为比“掩盖真相”更有效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而且，即使有错，公开真相也是取得谅解和实现和解的最好方式。南非伟人曼德拉感动人类的伟大理念就是“说出真相，实现和解”。新闻媒体就是促进和实现公开透明的重要社会工具。整个社会，包括企业和政府，都应消除“不要报道”的传统思维,准备迎接更加透明，因而更加自律、和谐和文明的新时代。
本文作者金碚为中国经营报社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