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禕
2012年秋天，旅行途经汉堡，踏进一代大音乐家马勒工作过的汉堡歌剧院。巧的是，当天正是该剧院新乐季的第一部新制作上演，鲍罗丁的歌剧《伊戈尔王》。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现场观看一位西方女性指挥家的演出。
西蒙娜·杨，早在她于悉尼歌剧院指挥全澳洲制作《尼伯龙根指环》时，就听说过她的大名。当她来到汉堡歌剧院之后，我通过网络听过她出版发行的几乎所有歌剧和交响曲的录音。然而，不得不承认，当我看到长发披肩的她站在指挥台上引导乐队的时候，总感觉周围的气氛变得怪怪的。
第二次幕间休息时，边上一位老伯鼓起勇气跟我攀谈起来。我们说到西蒙娜·杨披头散发的造型。我问：“难道她不认为扎个辫子能让自己的行动更方便些么？”老伯回答说，西蒙娜很可能是故意披散着长发，以显示自己的女性身份。
在中国，女性站上指挥台早不是什么新鲜事情。虽然在交响乐这个领域，中国仍是小学生的级别，但女性指挥家从一开始就占据了部分舞台。郑小瑛、叶咏诗、张弦、张洁敏，还有曾在音乐学院给我们传授过技艺的张梅。总之，女性的背影在国内的指挥台上并不鲜见。
但在西方，情况全然不同。1981年，瑞典曾经拍摄发行过一部纪录片，名叫《女指挥》。在英语世界里，片名被扩充为《选一个女指挥可不容易》。通过对大量采访、排练、对话的记录，影片描述了六位从事指挥工作的女性在这个领域遭遇的种种挫折。然而，30多年过后，今天西方的女指挥家仍然面临抵触和排斥的情绪。
对女性指挥家的近一次公开的攻击出自芬兰指挥大师约玛·帕努拉。在举办大师班间隙接受广播节目的采访时，83岁的祖师爷明确地说：“我觉得女人当指挥不是好事。”采访者搬出他的得意弟子萨洛宁的观点与他辩论，老先生立刻打起太极：“如果女孩子要来上我的课，没问题。但我坚持我的观点，指挥不是个女人应该从事的职业。”
这一年，关于女指挥家的话题在西方被炒得特别热。尤其是当女指挥家马琳·阿尔索普成为逍遥音乐节118年历史上第一位执棒“闭幕音乐会”（整个音乐节最辉煌的一场罗斯庆典）的女性指挥家前不久，年轻的俄罗斯指挥家瓦西里·佩特连科在接受挪威媒体采访时说，“靓妹站在指挥台上会让乐手分心”。这两条消息引起广泛讨论。原本前途看好的佩特连科瞬间在媒体上失分。而马琳·阿尔索普则几乎成了音乐界的“圣女贞德”。
我看到的有关女指挥家的最糟糕的评论意见，恐怕来自特米尔卡诺夫。他曾经在一个谈话节目里被问到为什么反对女性从事指挥，他的回答是：“女人能生孩子，男人不能。如果我说男人不能生孩子，不会有人介意。但如果我说女人不能当指挥，就会有很多人反对我。”
我采访过特米尔卡诺夫，但真想不通，在很多问题上脑子挺清楚的老头怎么就能说出这么浑蛋的话。指挥究竟是一种生理上的本能，还是一种需要技艺的职业？差异在于人是否能通过意志进行选择。所谓的平权，无非是一种选择上的平等。当一个年轻人发现自己具有指挥才能时，他或者她能否选择从事指挥这份职业就是平权。而生理上的本能是不能加以选择的。
其实，古典音乐界，“女人能不能当指挥”这个问题的正确表述应该是我们“是否接受女人当指挥”。在西方，女人站在指挥台上遭受到的非议，本质上是一个习惯于男性统治的世界怎样接受女人手握指挥棒，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在政治、经济、体育和其他领域，女性对职业的主导性不断加强，但在以保守著称的古典音乐领域，这一变革恐怕还要持续很长时间。
（作者为艺术人文频道编导。“半乐谈”关注国内外演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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