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
《帝国的流亡》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它本身就象征着早逝的作者的未竟之志；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张晖多年来对原有文学史研究范式反思和不满之下，对古典文学研究的一次全新尝试。概言之，在这一书写中，关注的重心从赏析的文本或代兴的文体，转向了对诗人精神世界的关照。
选择南明这个时间节点并非偶然。这不仅因为张晖自中学立志于学时就着意于这段乱世，博士后课题又是研究南明的钱澄之，也因易代之际的变化与激荡，最能使诗人歌哭歌泣、感慨多思，所谓“江山不幸诗人幸”——虽然诗人本身也多罹受无尽苦难，但毕竟“穷愁易工”，而人的精神世界中，痛苦也往往比欢愉更深刻而多层次。此外，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强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一流行说法，导致古典文学研究中，对元代以降的文学偏重于俗文学，而诗词等雅文学反遭边缘化，本书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对这一文学史书写范式的挑战。
在张晖的意识中，古典文学不是一堆死去的文献或材料、史料，“文学本是一个时代的情感、精神、感觉的集中体现”，因此，他的用意在于通过对这些人留下的诗作的重新释读，“丰富对于他们个人生命的认识”，而这种情感、精神、感觉、生命，则是超越时代、时时可以感触的，所谓“萧条异代不同时”。因此，他的用意不在赏析某首诗写得好不好，或其文学流派衍变，而在于其是否能展现诗人的情感、经验、思想，总之，即其内心世界及精神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有点类似中国诗歌批评史上常见的“诗史”概念，只是在这里并不强调诗歌作为如实记录历史的材料功能，而突出其无与伦比的另一价值：文学才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所谓“历史是小说，小说才是真历史”，用书中的话说：“诗歌对于我们了解南明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几乎比任何其他文献（除了奏折）都能更真实和更可靠记载着当时人的思想和情感，毋庸说保存在其间的大量的直接的历史信息。”（页5）
在南明这个剖面上，可以看出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传统士人如何进行痛苦的抉择。其奔走、流亡、返乡、离开，种种变故与痛苦，都是对其精神的磨难与考验，遂发为歌哭；这些极端的体验，既是他们各自生命历程的重要部分，又不断地塑造着他们。自然，这种情形之下，诗歌中难有欢愉或平静，因为时代的大格局便是动荡与悲歌，由此乃形成一种悲怆的美学。张晖特别注意到一种“死亡的诗学”，即士人们如何通过绝命诗来展现自己最真切的生命需求。对于这些效忠于一个走向失败的帝国的士人来说，只有死是最能体现其道德真诚的行为，因此这些绝命诗不诉诸文采，却能让我们极好地见证他们内心的挣扎与坚定、无力与解脱。
这些为什么重要？因为尽管时代有差异，但面对极端困境下的抉择，却是不同时代人们之中都能引起共鸣的。如果我们缺乏这种“想象的同情”，那么我们对不属于自己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将无动于衷。为何杜甫拜谒诸葛亮祠堂时能因其“出师未捷身先死”而“长使英雄泪满襟”？为何杜甫本人离乱中的诗在千年后仍有力量？那都是因为文学能超越时空地唤起我们精神上的共振。如果我们认为那个时空及当时的人与我们完全不相干、也全然不同，那我们就变成了没有历史和传统的孤独者，这实际上意味着文化的丧失，因为过往对我们不具备意义了。
因此，Herbert Butterfield曾说，历史学家的工作也是具有自我个性的，冒险，“通过想象的应和，他让过去变得今人能够理解。他将过去的特定情境翻译成我们今天可以理解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说，必然总是要从今天的观点来撰写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书写历史”，那是因为，“我们探索过去，探索的不仅仅是事实，还有意义”——对古典文学来说，恐怕尤应如此；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本书所侧重的并非诗歌所记之事，而在其抒发之情。
刘铮在评《无声无光集》时曾说：“张晖特别重视诗人在特殊境遇中的特殊感受。”这句话用在此处也很允当。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张晖虽然多年来治学方法有变，但这一关怀则一以贯之。他最初做《龙榆生先生年谱》便特别注意极端困境下知识分子的如何处身；他夫人张霖所译的《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中，所表明的三种态度，实际上在明末也不例外，甚至如今面对外界环境的巨大压力时，知识分子的抉择也是如此，所以他生前自感处境类似明末的遗民。因此，《帝国的流亡》所面对的是一个具普遍意义的命题。
他肯定知道龙榆生在1932年就曾说过：“居今日而谈词，乐谱散亡，坠绪不可复振，则吾人之所研索探讨，亦惟有从文艺立场，以求其所表现之热情与作者之真生命。”龙榆生此处是针对词学而言，如替换为“古典文学”，则张晖之使命亦在表现诗人之“真生命”。龙氏1934年又言：“前辈治学，每多忽略时代环境关系，所下评论，率为抽象之辞，无具体之剖析，往往令人迷离惝恍，莫知所归。此中国批评学者之通病，补苴罅漏，是后起者之责也。”此亦针对明清词学之弊而发，观此可见，一代代学生之不断反思、批评，才是学术进步之道。
不必讳言，作为一部残缺之作，它在激发思考的同时，也有许多问题并未回答：既然当时的诗人普遍联想到与自己境遇相似的杜甫、将隆武帝视为光复汉室的刘秀，这表明人们似是在一个连续的历史时空中看待自己人生价值的，那这种历史记忆对诗人产生了什么影响？作为历史记忆的南明诗歌本身又有怎样的力量？人们为何选择诗的形式为载体？至少只见绝命诗而无绝命词。诗歌是窥见时代精神世界的镜子之一，在画作上亦可见到所谓“剩水残山”，这种视野中山河景象的变化，与诗人内心的感觉亦密切相关。这些士人具有公共意义的殉难、死节，是否会相互感染和强化？此外，书中虽爬梳了许多士人的流亡，但似却省去了朱舜水等向邻邦流亡的事例，而一些人虽然生存下来，内心之痛苦却并不比死难者轻，吴梅村便是例子，既是“帝国的流亡”而非“帝国的死亡”，则士人之多种抉择与生存状态皆可纳入。
当然，有一个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确定的答案，那就是：文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其意义在于展现作者的内在世界，则文学的价值便是在表现心灵上，而非文学本身的书写技巧之上。固然这合于“诗言志”，但如此文学好坏的标准也就变了。概言之，如从“文学史”转向“心灵史”，在破旧之余，尚须面对许多挑战，但至少已经指出了一个方向。
这本书能面世，凝结着许多人的心血。编辑曾诚是张晖生前好友，对他“帝国三部曲”的构想知之最深；虽然书稿所托得人，但总是未竟之作，中国社科出版社能出版此书，也是打破惯例之举；全书装帧设计者翁涌是为张晖事迹所感而主动请缨的，这个封面极得全书要旨，他泉下有知，是会喜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