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六百年前，即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正月，明成祖朱棣下了一道谕旨，命北京、山东、山西、河南、中都（安徽凤阳）、直隶（南京周边，今江苏、安徽等省）所属170处卫所，选派军士共13万，经大运河运粮北上，时称“漕军”或“运军”。明代极为重要的漕运制度，自此确立。
原来，这一年，北京紫禁城的营建工程正进入大会战阶段，同时朱棣调集全国50万马步军兵，准备二次北征蒙古瓦剌部，两者都急需巨额粮饷供应，而现有运力不敷使用。行事果断的朱棣遂采纳大臣建议，改革旧制，应付新局。
此次国家战略的重大调整，让淮水与运河交汇处，扼南北运河咽喉的名城淮安，迎来它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漕粮百万 天下之半
淮安古称淮阴，历来为商业繁盛之城，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出过汉初名将淮阴侯韩信。隋朝开凿的大运河，有近300里河道流经今淮安市境内，唐代日益发达的运河经济，让时称楚州的淮安千帆相接，四时不断，故白居易亦有诗赞曰：“淮水东南第一州”。
宋金元时代，淮水长期为南北对峙前线，淮阴、楚州发生过数次大战，又有黄河决口入淮，淮安一带，赤地千里。直到元朝一统，动用大批民力，凿通山东境内250里长的会通河，京杭运河自此全线贯通，而淮安州既为蒙元驻重兵控制南方的军事要冲，也是南北运输的大码头，商业得以逐渐复兴。
据《马可·波罗行记》描述：“淮安州是一甚大城市……其城有船舶甚众，并在黄色大河之上……有不少城市运货来此，由此运往不少城市，惟意所欲。应知此城制盐甚多，供给其他四十城市之用，由是大汗收入之额甚巨。”由此可知，元代淮安商贸之盛，尤以淮盐的集散转运，为政府带来大量税源。
这一切，都为明永乐年间淮安经济的乘势再起，做好了必要的铺垫。
明朝官修的《大明会典》记载，永乐十二年，朱棣“令湖广造浅船二千只，岁于淮安仓支粮运赴北京，其旧纳太仓粮，悉改纳淮安仓收贮”，“此漕运之始”。也就是说，官方文书认定漕运制度自此正式实行，并且与淮安关系甚大。
明成祖推行漕运后，在大运河沿线的淮安、徐州、临清、德州及天津都建立大型粮仓，供漕粮转运之用。后来采取“军民分劳”政策，即百姓将应纳赋税粮食运往指定仓库，江西、湖广米粮交淮安仓接收，原经江苏太仓港海运的江浙各府粮米也改拨淮安仓，其后再由“漕军”分段运送到北京。
另据史书记载，漕运制度确立后的永乐十二、十三两年，漕军承运粮食300余万石，其中从淮安仓支运的达160余万石，占了五成左右，自淮安仓往山东济宁仓的漕船，共有3000艘，也占了运河漕船总数的一半以上。
南船北马 辕楫交替
“襟吴带楚客多游，壮丽江南第一州。”
此乃明初闻人姚广孝对淮安的赞美。姚广孝即有名的道衍和尚，他智谋、学问及诗文俱佳，既是朱棣夺取帝位的主要幕后操盘手，又曾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他所描述的淮安，俨然已重现六百年前白居易笔下那座名城的绝代风华。
元末明初时，后来成为淮安市中心的清河、青浦二区，仍是人烟稀少的“闲旷之地”。永乐年间朱棣的亲信平江伯陈瑄总督漕运，开凿清江浦河连通洪泽湖与淮水，沿此新运河两岸大举投资，陆续修闸坝、设粮仓、建船厂，周边地区迅速繁荣起来。清江浦也代替了原有河口，一跃变为淮扬运河北上漕船入淮入黄的主要口岸，放眼望去，“侨民宿贾、巨室鳞次”，“南船北马、辕楫交替”，极有通商大埠的气派了。
明代漕运总督长驻淮安，且往往又兼任河道总督之职，主持黄河治理，他属下的官吏、漕军为数众多，官署房舍，星罗棋布，大有省会的气象。每逢夏秋之交，来自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今安徽、江苏）各省的运粮漕船，首尾相接，汇聚淮安，经漕督派人查验后，再依次北上。极盛之时，每年经过的粮船，达5300余艘，随船人员达五六万人，加上空船返回人数，更多达十一二万。
除了船上的漕军官兵、水手及押运官员外，岸上的纤夫、河防士兵等配套服务人员也不少，常年为淮安带来十多万的流动人口。为这些流动人口服务的酿酒业、饮食业、客栈业及蔬菜种植业等，十分繁盛，以至时人曾为“两岸漕船八十里，樯灯累累一时起”、“清淮八十里，临流半酒家”的壮观景象惊叹不已。
那时候，很多官私粮船只都会附带各地土产货物，在淮安上岸出售，河边百货堆积如山，人声嘈杂，就像今日的批发市场般热闹。淮安本地居民经商者多，外地籍商人也纷纷前来，城内设立了浙绍、福建、江宁、四明（即宁波）、新安（即徽州）、江西等各地商人会馆。到了清朝初年，当地还出现了商人出资主办的子弟学校，并得到官府特准“异地高考”，可以在当地科举考试中，专取商学名额六个。
运河之都 实至名归
经过明清易代的一段动荡岁月后，淮安作为漕运枢纽，很快恢复生机。据史料记载，清初的清江浦一地，仅登记在册缴纳营业税的餐饮旅业服务人员，即多达11000余人，可见过往旅客量之巨大。
即使是漕运地位开始下降的清中叶以后，每年通过淮安的漕船，仍有2600多艘，随船运丁2.6万人，这还没算上随船官员及河防士兵。
此外，淮安与扬州并列为淮盐的两大集散地，尤其是淮北盐场产盐，多经淮安中转。一来是漕运仓储设施，使淮安可以提供宽阔的食盐存放场地；二来漕船夹带私盐，也为商船主及商贩带来极大的利润空间。明清两代，淮北盐运分司所在的淮安河下镇一带，成了盐商聚居地，共有22条街、91条巷，号称“十三坊”。
到了清道光初年，即1830年前后，两江总督陶澍首先在淮北试行“票盐法”代替“纲盐法”的盐务改革措施，即打破原有官商垄断经营，引入民商自由竞争，使一度萧条的淮北盐业复见兴旺（详见2014年3月3日本报D4版《千载繁华广陵散》）。淮安西坝一带短时间内即建起22家盐栈，取代河下镇，形成新的淮盐集散地。
淮安自明清以来商业上的繁荣，还有一个特殊的旁证，即当地兴办的大量公益慈善设施。据光绪《淮安府志》记载，当时淮安城内共有善堂10处，药局3处，义地（民间团体出资修建的贫民公共墓地）15处。其经费来源，既有官方拨款，亦有士绅捐纳。
这些公益设施，体系完备，如专门照顾孤贫的养济院、公善堂，收留流浪者的栖流所、善济堂，收留弃婴的育婴堂、养幼堂，暑施药、寒施粥的继济堂粥厂，收养无依靠妇女的清节堂等。
在明清这样的传统社会里，国家所能提供的社会保障有限，大量慈善机构的兴起和长期运转，需要有富余的财力支持和热心的士绅操办，它往往比奢华挥霍的惊人财富，更能体现一座千年商城经济实力的足够雄厚，以及商业文明的深远积淀。
可见，自明永乐初年至清中叶的四百余年间，淮安之所以能与苏州、杭州、扬州合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并享有“运河之都”的美誉，绝非浪得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