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广志 整理
我1983年4月被组织上（当时我在民政部工作）调去给邓朴方同志做联络员。当时，邓朴方和王鲁光正在为筹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四处奔波，需要与政府各部门尤其是民政部的沟通和协调。
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心里倒没啥胆怯和不自信。因为与其他人相比，我可能更有条件做好这件工作：我有一个残疾人的弟弟，对残疾人生活有更多的理解；而且我还担任过多年的外科护士，也有一定的护理经验。
从时间上说，我觉得基金会正式成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3年4月到8月，称为基金会筹备小组的筹备阶段，这个阶段在王鲁光家里办公，每周二晚上都要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第二阶段从1983年8月到1984年的3月15日。这个阶段是从民政部正式批文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备领导小组”， 到1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再到基金会正式成立。在这个阶段，筹备小组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建国门富建胡同一号。那里一共没有几间房子，条件非常艰苦。
第三个阶段是基金会成立到1988年中国残联成立。基金会的工作融入到了残联里，变成了两块牌子，一班人马。
我担任邓朴方的秘书是在基金会成立的第二个阶段，我的主要工作有两块：一是照料邓朴方的生活；二是协调安排邓朴方与那些不断从远方进京要求面见的各地残疾人士座谈。这期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让我看到了邓朴方对残疾人的关爱。
有一次，西安残疾人组织了一支轮椅车队，从西安一直靠手摇长途跋涉到了北京，希望他能给题词。有人建议题“自强自立，顽强进取”。邓朴方一琢磨，“不太好，一句话里面有两个‘强’字。”还打算再想一阵。我心疼他大脑里考虑的东西实在太多，何必再为这件事情如此较真呢？于是随口说了句：“我看行了，残疾人嘛，多要一个‘强’字，不更能体现出强者精神嘛！”“好，我遵命，就这样写了。”他便欣然提笔。
另一件事是在基金会成立后，他抽空让我陪他去了一趟北京清河救济院看望曾经的伙伴们。由于历史原因，邓朴方在致残后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很长一段时间住在那里。下车不久，他就找到了1971 年曾经住过的那间屋子。在那里，他和还留在那里的当年难友一聊就是大半天光景，其情其景，令人动容！不久，他还亲自给其中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小伙子安排了工作。你看他对残疾人是多么的用心！
说起这两个故事，我突然想到了高尔基笔下的一个文学人物——丹柯。为了让更多的人走出黑暗的困境，丹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高高地举起，为他人照亮道路。朴方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多少年来，他是在用自己的心为中国残疾人照亮道路的人。中国现在有8500多万残疾人，我们大家都应该向朴方同志学习，为残疾人事业捧出一颗赤诚的心，尤其是在今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30周年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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