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的乡村”和农民工“夹缝中的人生”拷问中国离“人的城镇化”有多远
彭戈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唐人浮念于心的乡愁到了今日依旧如是。只对于当今中国亿万从家乡走出的农民工而言，这份乡愁又有着更为浓厚的时代色彩。
2.69亿人。这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给出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数据。其中“80后”“90后”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的70%以上。
故乡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已经越来越远，而落脚的城市则令人游离彷徨。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中，这数亿如候鸟般辗转于中国大地的“离乡人”在城市与乡村的夹缝中感受着别样的乡愁。
空心的乡村
四川德阳市中江县富兴镇富强村。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够回来？”6岁的张培健对着电话大声问。
“明年，明年爸爸和妈妈一定回来看你。”电话那头话音里满是歉疚。“她爸妈都在广东打工，已经两年没有回来了。”张培健的爷爷张元平说，儿子张小平和媳妇在外打工十年，孩子基本是在自己身边长大的。“村子里面很多人家都是这样。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家里只剩老年人和孩子。”
富强村距离中江县城13公里，位于深丘地带。由于地势偏远，经济发展落后。全村1400人中，常年在外打工的人数达到300人。“村里留守儿童有32个，今年父母没有回来过年的就有15个。”富强村村支书周正寿说。为了照应留守儿童，村里建立了“留守儿童台账”，指定人员联系和照应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
随着村里外出打工者的不断增加，这个本已偏远的小乡村在平日愈发显得寂寞。
富强村的际遇是中江县广大乡村的一个缩影。
中江县是四川传统的劳务输出大县。“劳务经济”是该县六大重大产业之一。全县人口14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28万人,农村劳动力85.5万人。根据中江县劳动部门的统计，仅2013年全县就有48.86万人外出务工，占全县总人口的1/3，占劳动力总数的57.14%。省内和省外务工的比例差不多各占一半。而外出务工者的年龄段主要集中在18~45岁——正是乡村最核心的劳动力群体。
大规模的外出务工人群在给家乡带回大量资金的同时，也让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县渐渐遭遇到“乡村空心化”的困局。
中江县联合镇九曲村村主任蔡波说，九曲村也就在春节时稍微热闹一些。“但春节一过，青壮年都陆续出去打工。平时村里安静得很。”根据中江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大年初二开始，中江县农村劳动力就已经开始外出务工。截止到2月20日，中江县已经有38.38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其中向省外输出26.51万人。短暂的热闹之后，中江的乡村再度恢复了寂静。
这样的情况遍布全镇。据联合镇镇长张建修介绍，联合镇常住人口2.55万人，而全镇的土地只有21000亩，“人均不足一亩”。人多地少的情况使得很多村民只能外出务工。全镇常年劳务输出人口达到7000余人。“年轻人走后，很多村子里剩下的就是小孩和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根据当地的统计，在联合镇中心校1700多名学生中，有近70%的学生是留守儿童。而另一个看得见的趋势是，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待在自己的乡土之上。“即使挣了些钱也不愿意再留在乡村务农了。他们更愿意到镇上甚至县城里去买房子，做点小生意什么的。”
乡村的空心化伴随着农村务工大军的四处流转正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隐忧。
曾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四川广安伟业绿色园艺有限公司董事长唐燕子是一个从农民工起家的企业家，对于农村的“空心化”问题非常关注，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调研。“农村的空心化问题正在加重。”在她看来，乡村的“空心化”问题存在于乡村的各个方面。“人口和乡村的空心化，带来的是金融、资源和社会服务的空心化。”在她调研过的很多乡村，农村的青壮年都在外务工，只剩下所谓的“386199部队”（即老人、妇女、小孩），许多青壮年妇女也外出务工。“许多村子里村口建的是漂亮的新房，但就是没有人住。”同时各类社会资源向城市集聚之后，农村的医疗、教育、文化、社会服务业呈现出供应不足的情况。“这严重影响了乡村的健康发展。”
夹缝中的人生
21岁的赵亮曾经在广东一带打工3年。但去年9月回四川后，他就没有再去外省，但也没有回到那个位于四川南充市仪陇县复兴镇叫唐家坝的家乡。他在成都的西门簇桥的一家铸造厂里找到一个造型工的工作，每个月2600元左右的工资。“厂里提供社保和免费住宿，春节还有三四百元的年终奖。”
赵亮用的是一部酷派手机。手机里微信、微博一应俱全。微信的提示音时不时响起。按照官方的提法，赵亮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赵亮的父母也是农民工，至今仍在广东打工，今年春节也没有回来。此前，他的父母已经在江苏、广东等地打工十多年。初中毕业后，父母带着他一起到了佛山南海区的一家电子设备厂工作。父亲赵军诚和母亲黄香梅已经在这家名为“顺发鑫”的电子设备厂工作了五年。但没干半年赵亮就耐不住了，闹着辞职了。“工作太枯燥，每个月拿个三千元左右的工资，累得要死。而且爸妈还在身边天天看着，很不爽。”随后赵亮又在当地做过保安、仓库装卸工等，前后换过4个工作，最长的也就干了一年。去年9月，他选择回了四川，而父母依旧留在广东。
“我们和他们那一代不一样了。”赵亮说，而他也不太说得出具体的不一样是指什么。“辛辛苦苦十多年，天天埋在工厂里，什么都没有见识过。就是在家里修了一栋房，而且还是空着没人住。我不要过他们那样的生活。”赵亮嘟囔着说。父亲训斥他做事没有耐性，“屁股坐不住”。但他并不认为父母那样的生活有什么值得借鉴之处。
赵亮说，他和他的父母都不可能在广东落脚安家——虽然他们一家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待在这个异乡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在家乡的时间。“那个城市不属于我们。”两年前，家里人曾短暂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广东已经对外地农民工实行积分制落户的政策，而回到家乡又看不到发展前景。但很快这个念头就打消了。“落户之后，就一定会在当地买房。但当时即使佛山的商品房价格每平方米都没有3000元以下的了。即使是比较偏远的乡镇，房价都在每平方米3000~5000元之间。”而且即使落户买房，赵军诚一家也想不出能在那边有什么发展。最后，赵军诚还是回到老家修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打工的人，有选择在那边安家落户的，但很少，基本上是挣到了钱，或者做到了管理层，比较有发展前景那种。”
对于赵军诚一家而言，打工之地终究难是长居之所。在异地多年，始终难有归属感。“我们一家没住在厂里，在外面租了两间民房。电表是靠在房东家的。当地的民用电每度电是五六毛钱一度，房东要收我们1.1元一度。家里烧水都是去厂里烧的，连电视机都开得很少。”这件事情一直深深烙刻在赵亮的心里。“这种城市不属于我们这样外来打工的。”
城市里难以立足，但对于赵亮这一代而言，回到家乡也不是他们的选择。
父亲赵军诚希望在房子修好之后，过两年赵亮能在家乡成亲，再在当地找个工作，或者用积蓄做个小买卖什么的。但对于父亲的这种设计，赵亮并不愿意接受。
对于他从小生活的乡村，赵亮并没有留恋之情。“经济落后，工厂不多。即使有，工资也不高。年轻人都走了，留在那里有什么意思？”赵亮说自己已经不会种地，家里的田地早已经转包给别人耕种。家乡对于他而言，只是一个曾经生长和春节回家的一个地理名词。
他喜欢城市的生活。从佛山回来之后，他旋即选择来到成都。这里有电影院，有网吧，有KTV，有志同道合的同龄朋友。“在老家打篮球都找不到人，连玩微信的人都少得很。”赵亮不屑地说。
但无论在佛山还是成都，赵亮这个力图逃离乡村的年轻人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分子？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曾在四川等农民工输出大省做过问卷调查，有近六成的农民工不打算返回家乡，而是准备“在打工城市买房，做新市民”。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经商务工出现了长期化、家庭化和年轻化的趋势，致使他们定居城镇的意愿增强，他们期待被城市认同和接纳。”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盛毅表示，缩小城乡、阶层差异，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政府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赵亮说，按照他目前的工资，他依旧无法在成都买房安家。而且铸造厂的工作在他看来也没有太多前景。在他看来“混得很不错”的一个表叔现在成都做水果批发生意，最近让他过去帮忙，顺便学学做水果生意。“他在成都已经安家，房子、车子都买了，成了一个成都人。”这让赵亮有些羡慕，也让他有些心动——自己能不能也复制表叔这条通往城市之路。
城镇化转折点
在回不了家乡与融不进城市的尴尬中，亿万从农村中走出来的农民工们在默默地等待时代命运的转折点。
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下农民工的前路将如何延伸？
曾经有着“打工第一县”之称的成都金堂县所发生的转变或许是一个有益的征兆。
金堂曾与东莞的厚街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大量的金堂人前往东莞的厚街镇打工。数万金堂人将厚街变成了千里之外的“小金堂”。这个持续近二十年的“双城记”曾经是中国产业化进程以及农民工大潮的一个典型缩影。
但从2012年起，金堂的外出打工者开始明显减少。而从外省回流到家乡的创业者和务工者却渐渐增多。
“以前是忙着将人送出去，现在是忙着将人招回来。”金堂县就业服务管理局人士表示，这一系列变化都发生在最近四五年间。
金堂县竹篙镇京华村的孙成志是当地“金天堂鞋厂”的总经理。2011年他参股创办的鞋厂在当地开业投产。而其雇佣的工人基本上是从广东那边回到家乡的本地人。而在此之前，孙成志也曾是万千南下广东的打工仔之一。
“只有产业发展起来，人们才愿意留在家乡。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伴随着产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过程。”金堂县就业服务管理局的人士表示。
金堂的转变正是得益于本地产业的发展。
2010年，金堂县史无前例地在《东莞日报》上登出整版广告，呼唤在东莞的金堂人回乡创业和就业。这令广东企业大为吃惊。随后数年间，金堂与省外的“劳动力争夺战”愈演愈烈。在回乡与外出之间，金堂农民工首次成为各地争夺的对象。
据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东部地区产业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位处成都平原的金堂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之一，这需要大量为转入产业提供配套和服务的中小型、微小型企业。这为当地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大量空间。而产业转移带动本地就业薪酬水平大幅提高，与东部沿海差距逐步缩小。目前，金堂县务工工资水平虽比沿海发达地区平均低300~500元，但扣除外出就业的交通、房租等成本，当地务工的实际收入水平与外出就业基本相当，以前单纯依靠高收入来吸引劳动力外出的优势已经逐渐消退。
同时，随着近年成阿工业园、金堂工业园等当地工业园区的发展，大量企业入驻，也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这使得“离土不离乡”、实现就地就业的人群越来越多。仅去年一年金堂县内的成阿工业园和金堂工业园就吸纳就业7339人。而在春节期间的招聘会中，两大园区又提供了3000多个就业岗位，本地招工的企业多达72家。
作为第一代打工者，金堂竹篙镇的王宏曾见证金堂的外出打工潮。比起十多年前萧瑟冷清的竹篙镇，如今的镇子已经大了很多，也繁荣了很多。街道两旁商铺林立、小楼密集、一派兴旺。在她看来，这正是家乡产业发展唤醒了城镇和乡村的活力。“年轻人能到城市安家当然很好，但去不了的话，能回到现在这样热闹繁荣的家乡也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