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行之
[ 马尔科姆·安德鲁斯的专著《风景与西方艺术》作为“牛津艺术史”系列中的一册，今年1月在内地出版 ]
[ 在整个西方文明疏离于乡土的时候，人们更会有强烈的冲动：回头去看那些已逝的景象，将它们理想化 ]
[ 最近的风景艺术开始表现出对环境脆弱性和敏感性的尊重，尽量少地干预自然。在过去的20年中，艺术已经和自然世界经历了又一轮重新谈判 ]
1969年，加拿大艺术家迈克尔·斯诺以一项庞大的工程记录了加拿大东北部的荒野。提出项目时，斯诺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我想制作一部庞大的风景电影，它在电影形式中等同于塞尚、莫奈、马蒂斯等人的伟大风景画作品。”电影《中央区》由此诞生。“这部影片成为了对一片荒野的绝对记录。”它“记录了地球上最后留存的荒野，将被送到太空，作为对曾经有过的自然面貌的纪念品”，斯诺写道。
显然，斯诺与印象派大师们的表达有着不同的诉求。自风景画成为独立艺术门类到1969年之间的漫长历程，被英国肯特大学维多利亚时期及视觉艺术研究教授马尔科姆·安德鲁斯写入了专著《风景与西方艺术》。《风景与西方艺术》作为“牛津艺术史”系列中的一册于今年1月出版。
斯诺的作品正是安德鲁斯在书中最后阐述的范例，她借其表达自己对当代风景艺术发展取向的观点。“在当代，由于人们对自然的破坏，西方风景艺术越来越与一种代偿心理有关：离自然越远，就越渴望抓住它不放。有关于自然的图像，渐渐成为一种纪念品。”她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
安德鲁斯对西方风景艺术的梳理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其流变与社会环境、文化潮流密不可分。为了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左右了风景艺术的发展，她以西方艺术史的研究方式，讨论了风景画与政治、文化、地形学等诸多领域的关联。“在已经过去的五百年间，西方风景艺术已经成为表达人类对自然和文化之间力量制衡的焦虑感的晴雨表。”
第一财经日报：你分析了人们对风景画爱好的根源，提出了几种理论，其中包括了一些先天因素，比如对领地和庇护所的看重影响了人们对风景画的审美。对风景画的需要更多来自本能还是文化？
安德鲁斯：很多人对风景艺术的热爱往往与爱国心连在一起，这些风景画的绘制和欣赏往往是出于一种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而在另一方面，人们也需要一些与自己身处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色。
现在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人们的补偿心理将对风景艺术的审美取向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当越来越多的人迁移到城市，乡土风光就越显现出一种神秘的美感，我们需要这个失落世界的景象来抚慰自己的内心。
西方文学中，田园生活的题材在希腊和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很多，而之后的文艺复兴则彻底带热了这种题材。在整个西方文明疏离乡土的时候，我们更会有强烈的冲动：回头去看那些已逝的景象，将它们理想化，把它们当作一扇窗户，用以隔离实际生活中的残酷。风景艺术就是人们对自己制造出的嘈杂世界的一种补偿。于是，风景艺术越来越多地呈现这样的世界：安静、纯洁、人口稀少、环境和谐。
日报：你在书中论述称，“风景”在西方艺术中担任独立角色是在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此前，风景只是人物的背景。哪些转变让风景成为绘画艺术的主要角色之一？
安德鲁斯：这个问题可以从几种方向解释。举例来说，在北欧，尤其在西北沿海地区，富有而又爱国的商人们往往偏爱自己国家的地图或是风景。画家作画时偏爱乡村风光以及层次丰富的自然景色，这些风景既被视为是那些爱国商人的财富，同时也被视为一种纯粹而恬静的山野风光。一般来说，花钱去购买或委托定制风景画的人都是城里人，且大都是生意人。面对和生活场景迥然不同的自然风光或是乡间景色时，其吸引力会尤为强烈。正是17世纪早期开始，有这样一批爱好风景画的富人崛起，并且向艺术家大量订购，风景画的市场才逐渐成长起来。
而在欧洲南部，尤其是意大利，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富商们在远离都市的乡村建造庄园，也将对自然景色的玩味作为他们闲暇时的一大爱好。文艺复兴也促使经典主流文化逐渐向田园文学倾斜，文艺作品中继而出现大量表现古朴、纯净的图景，这与城市中芜杂、混乱、紧张的世界形成强烈对比。文艺作品的这种倾向，是当事人理想化生活的一种反映，表现在绘画题材上，则是对美妙自然景象越来越多的偏爱。
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与19世纪晚期的印象主义，对风景画的发展极为重要。浪漫主义兴起后，画家的主观感受变得远比逼真的效果重要。因而，一处具体的景物在画中被扭曲、重构，或是夸张，这正是为了表达画家的情绪。而就印象主义来说，这一艺术运动为西方风景画带来的影响更大。它推崇那种迅速撷取一段模糊的、有活力的景象的画法，也拓宽了“风景”的边界，使得风景画的取材更为广泛。
日报：书中讲述的500年历史中，风景画的发展总与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当代社会的文化力量会将风景画推向何处？
安德鲁斯：所有的社会力量都对风景艺术产生着影响。这里我要补充说明的是，风景艺术不光包括风景画，同时还包括风景摄影和其他艺术媒介。这里举一个例子，德国艺术家安塞姆·基弗就深受德国历史与政治影响，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二战的直接产物。他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以及装置艺术，大都反映绝望与残酷（比如他的Mornethau计划2012）。
现代风景“艺术”摄影还展现了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饱经战争蹂躏的景象。反过来，战乱的经验又会让人们产生对理想化家园的向往。也有一些国家出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压力而“重新发现”并绘制了一批风景艺术作品。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的例子是芬兰、挪威和法国（从19世纪至20世纪，这种追求认同的动力就印刻在这一时期的风景艺术作品中）。
日报：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如何改变了风景画？
安德鲁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风景”这个概念一般来说是赋予那些原始荒原的，至少在近200年中，“风景”被认为是超越了人类侵扰的净土。美国的国家公园就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建造起来的，本身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国家纯自然的风光。美国也是第一个采取此类措施的国家。然而也就在此时，大量的风光摄影带来的是旅游者的激增。
最近的风景艺术则开始表现出对环境脆弱性和敏感性的尊重，尽量少地干预自然。有时，艺术家们表现的对象可能只是冰雪或是植物。这些景物也被吸收到了风景艺术当中去。可以说，在过去的20年中，艺术已经和自然世界经历了又一轮重新谈判。一处处伤痕累累的工业遗迹，风景艺术家们变得更为焦虑，甚至有了负疚感。自然和文化力量之间，始终有着这样一种制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