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 陈旭 编辑 陈旭 王晓玲 记者 方婷 王卜 刘晓璐
1845年3月底，美国人梭罗跟朋友借了把斧头，在瓦尔登湖旁建了一座木屋，在里面隐居了两年。
1938年冬，《纽约客》作家E·B·怀特“像疯癫的流浪风笛手一样”，把家从纽约连根拔起，移居到缅因州的乡下农场。
1968年，还是美国人，一个叫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人对美国各地兴起的嬉皮士公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创办了一份名为《全球概览》的刊物，被当作嬉皮士生存指南。乔布斯称这份刊物为“我那一代人的圣经之一”。
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寻求彼岸之城的路径有点尴尬。这股风潮起于人们经济富裕和知识水平的提高，互联网导致的信息流通在其中推波助澜，在2000年前后形成群体心理——去吧，离开都市去寻找宁静的彼岸！可惜的是，传统文化里生发出的陶渊明牌桃花源并不讨喜，毕竟没有人真的爱汗滴禾下土的劳作生活。于是我们只好往西方文化去寻找可借鉴的道路，渴望一直在路上的生活。
这种寻找彼岸的强烈动机，来自于我们的焦虑，焦虑到恨不能咒骂城市；我们比那些老外还强调在路上的仪式感， 骑行、拍照、穷游；我们独独缺少支撑彼岸的价值观，所以我们总是去而复返，在到过的“彼岸”，留下的只有浓重的商业痕迹。
上个世纪，作家三毛的作品成为畅销物，她浪迹天涯的故事更是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而在三毛看来， 所谓的彼岸并不存在，她所有的流浪不过是在寻找自己——“人的生命不在于长短，在于是否痛快活过”。
（文 本刊记者 方婷）
寻找彼岸
去云南
这个中国的西南角正聚集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厌恶症侯群”，但这里并不是他们的彼岸。
本刊记者 王卜 方婷 摄影 冯灵骢
袁小兵：心到达了，就是彼岸
他说：“做了16年社会新闻记者，四处奔波， 半夜醒来不知身处何方。被虚无缥缈的所谓真相、暗如深渊的人性淹没，就像电影《海上钢琴师》里主人公准备离船登岸却看到一个世界末日图景那般的绝望。一直很讨厌城市，讨厌城市里所谓的奋斗观、成功学，讨厌城市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讨厌城市的气侯、交通、空气、食品危机所带来的无力感和恐慌感。在城市里面越来越感觉到自己会生病。”
“彼岸曾经是我们客栈的备选名字。”袁小兵说。
这个前《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曾经因工作四处奔波出差，在走南闯北的日子里，他也在不停地寻找心中的“彼岸”。现在，他在大理双廊镇经营着一家名为“洱海醒来”的客栈，过着看夕阳落下、伴涛声醒来的日子。
为什么选择大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和大理一见钟情、相见恨晚”。2009年，袁小兵第一次到大理，就确信这里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地方。在他眼中，大理民风温和有礼，山水田园宜居，外来者与原住民和睦共处，传统礼俗与外来文化愉快交融。
由于出生在江西鄱阳湖地区，大理的山水也带给他童年的回忆。接下来是一年左右时间的考虑和准备，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放得下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去到大理又能做什么？
调查记者这份工作可能是让他如此决绝地离开城市的根源。“新闻这个职业的残酷性就在于，你的理想太高大，但是你要去实现又太猥琐。”听够了社会的愤怒咆哮，厌弃了对什么事情都是批判的姿态， 袁小兵说，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看着一个东西被一点点堆砌、建设起来。于是，他想到了建一所房子，来开一家客栈。“这样的生活有意思，也有些意义。”
袁小兵和4个好友合伙，在洱海边租下一所宅子18年的使用权，推到老房子，然后请杨丽萍的妹夫八旬——这个号称是“最帅村长”的本土建筑设计师——来设计重建。2011年5月22日，客栈正式动工。一年零8个月后，一座城堡状、全石头外墙又混搭着白族拱门风格的建筑诞生了。
自由和对人生的掌控力是每个人的课题，“逃离”广州、来到大理的袁小兵同样需要面对。“在双廊开客栈，又能工作又能生活，还能赚点钱，我觉得是以一种更容易的方式实现了这些。”在空闲的时候去爬山，去长距离地骑车，或者在附近的小镇生活几天，这些袁小兵以前一直梦想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去达成的事情，在他开始经营客栈之后，都成了最近的现实。
在他看来，客栈是一个能够独立支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相对比较好的载体，比如支配经济来源、性情爱好、价值评判和社交圈子。“我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我可以跟据我的价值观来决定客栈氛围、决定为什么样的人提供服务。”袁小兵认为，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不被时间淘汰的建筑形态，是用来盛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佳空间，这既包括他与友人的友情，也包括与前来住宿者之间的缘分。
彼时，恰逢双廊的旅游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竞争越来越激烈，杨丽萍的太阳宫和画家赵青修建的青庐一下子拉高了双廊酒店行业的门槛， 让这里成为全国价格最高的客栈群落。
因为地租高涨和对建筑品质的要求，袁小兵和合伙人们第一期就投入了400万，加上后续的投入， 总投资可能达到700万左右。而以往这样的客栈投入100万左右就够了。700万对于几个媒体从业者来说并不是小数目，他们为此也借了不少钱。
但袁小兵又不希望收回成本的压力影响到他定居大理的初衷——把一个田园诗般的梦想重新又变成急功近利的战场。“如果想三年收回成本，压力就会比较大，如果计划是5年、7年，就没什么压力了。”
其实更让他头疼的是自我角色的转型。经营客栈也给袁小兵带来很多烦恼，比如担心生意不好、服务业事情很琐碎、每天跟客户打交道感觉自己反而被套牢了。这些现实可能都是当初想象不到的。“做久了都会腻掉，何况都是自由散漫惯了的人”， 他说，身边很多客栈老板朋友甚至想着把客栈转卖了，好重新开始下一段旅行。
“实际上，永远没有这种能够完全独善其身的地方，你所在的地方，始终跟你所逃离、诀别的东西捆绑在一起。你说彼岸在哪里，在洱海对面那个小村？我们现在坐的地方，实际上也就是那个小村的彼岸。也有很多人到大理待几个月又回去了，可能他们也认识到，彼岸很大程度上在于你所达到的一个境界。彼岸即此岸，大家一直都想要到达彼岸，最后却发现，自己其实就在彼岸。”此生会不会一直待在大理，袁小兵也不知道，但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想过卖掉这间客栈。
他想搭建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比如不再主动接收国内、国际各类新闻资讯。但300公里外的香格里拉古城大火仍然在第一时间引起了他的关注，并让他为筹款、赈灾事宜积极呼吁。这应该是他捍卫自己的“彼岸”的方式。
袁小兵（左）过上了自己曾经想要的生活， 但最后发现真正的彼岸在心中。
彼岸特辑
陈素红：在一个大精神病院里，自己一下子变正常了
她说：“首先是这里的空气、阳光、物价低吸引我。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城市里面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累赘，所有人看着你都像你有病，来这里以后发现有病的人这么多。做独立出版于我并不是一个试验品、抗争工具或者创业方式， 这个行为不捆绑任何意义，只是一个心愿，一个经过生活磨砺之后依然越发疯长的心愿。在一个不做梦的时代，做梦是很NB的事，不是SB。做梦比做爱快感更连绵。”
陈素红是最早来大理的一批移民之一，那时大理的“黄金时代”已经到了末期。不过尽管如此，她还是感觉“在一个大精神病院里，自己一下子变正常了”。
亲人和密友对自己正在做的事业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这让陈素红颇为沮丧。“他们还是不理解，觉得我人到中年，放弃稳定的生活这么折腾是为什么。”
三年过去，积蓄早已花光，自己跟合伙人的房子、车子也卖掉了，这位前媒体人换回了什么？三期名为《杂字》的小众独立出版物，这也是中国独立出版物里第一本旅行类杂志书。
陈素红觉得她换回的是自己对理想生活的坚持。《杂字》的诞生源于她的一个想法——创办一本“说人话的独立出版物”。她在新闻一线工作了十年之久，见惯了假大空腔调，将这个念头装在心里许多年。2008年，她下狠心辞了职，开始了一场没有目的和归期的旅行。漫长的旅途中，她坚定了将那个想法变为现实的决心。
“2010年我揣着10万积蓄来到大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花光这些钱做一本书出来，也算了了自己的心愿。10万做一本书总够了吧？”选择到大理，是因为喜欢这里的气候。陈素红有轻微的哮喘，大理的空气让她感到更舒服。
大理也是第一个让她如此自在做自己的地方。陈素红在大城市里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另类，可来到这里，在街上裸奔甚至抽大麻的都大有人在。大理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才是从内里真正吸引陈素红的地方。
就这样待了下来，《杂字》从第一期做到第二期，第三期的制作也终于在近期结束。一个叫“七寸私语机构”的创作团队也慢慢成形。用陈素红的话说，没有钱，只能用理想把一个个团队成员“忽悠”过来。
对于正常的出版社而言，三年出三本的速度绝对是“龟速”了，这一方面由于作坊式的运营无法具备工业化的速度，另一方面也由于陈素红把这本书当成手工艺品一般来雕琢，近乎偏执。单从书的纸张来说，每一期的封面用纸都来自不同国家的独特手工纸，为此陈素红也要亲自跟到当地去和制纸匠人沟通。
不计成本的做法后面跟随的必然也是不计回报。到目前为止，《杂字》的印刷量还不到3000本。一方面因为售卖渠道有限制，因为高昂的渠道费和拖延的打款期，大型书店是进不去了，《杂字》目前只在自己的官方淘宝店、一些城市的独立书店以及《杂字》在大理古城和双廊的两家实体店销售。另一方面，陈素红也从没想过把《杂字》做成大众畅销书，“我要的是理念认同，这就必然只能存在于小众范围”。
志同道合者已经开始出现。陈素红没有统计过现在到底有多少读者，也不知道人们看到这本书的方式有哪些，但她现在已经可以得到很多陌生人的鼓励。《杂字》在独立出版界、乃至大众出版界也开始小有名气，比如最近陈素红就受邀去参加2014年台北书展，《杂字》将和两岸三地的23家独立出版机构一起，在书展上集体亮相。
也有橄榄枝伸过来，“他们说，要不要合作，你们负责内容，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吧。”但陈素红不希望有任何市场化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一一婉拒。
可在前后投入了100多万之后，陈素红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自己跟合作伙伴已经没有钱再投入了，又不想有一天被迫被收购。家人是否支持、人情冷暖和外界看法已经不是她的障碍了，她最大的障碍反倒是这本书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下继续做下去。
《杂字》能维持一个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大量投入，这当然是“能做下去”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陈素红还希望在内容上不要吃老本，每一期都有不同主题，每一期都像重新开始，这其实最考验编辑团队的内力。
第一期，她只是想记录下自己理想中的行走他乡的足迹，所以内容主要是旅行随记；第二期，她觉得仅仅是旅行太单薄了，于是加入了更多生活的元素；第三期开始，话题更厚重一些，讲的是因政策、气候等原因而发生的移民。“我不想它仅仅是风花雪月，所以也希望有一些时代感在里面，这可能也是我自身的成长。”
陈素红想关注那些主流媒体不会关注到的角度，“比如因某个工程产生的移民，中国人的普遍逻辑是，有了政策就应该移民，这很正常。可是为什么这些人要为了其他人的利益牺牲自己呢？中国的媒体关注不到这些角度。”她认为这些理所当然是根植于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的。
正因为加入了这些时代命题，陈素红开始担心《杂字》的“安全”。“我不想它太红，因为一旦红起来，就离死不远了。”就像采用濒临消亡的手工纸一样，她的初衷只是将这些时代的印记收藏在一本书里，虽然这种不加入任何市场化元素的做法会与如何活下去产生矛盾。
陈素红还在矛盾着工作室今后去向何方。她爱大理的阳光和空气，可是这里急速的商业化已经侵蚀到每一个人，真正热爱大理的人无不为之痛心， “有可能我们会搬到清迈去。”
温和的文化环境和低成本的生活，让一些文化人来到这里追求理想
陈晓冬：归去来兮
他说：“北京给人的感觉是躁的，永远是一批人来，一批人走。而大理给我的感觉太平静了点， 中国人有句话叫熟视无睹，在那儿长大就不觉得苍山洱海有什么特别。等到工作后我以都市人的状态再回去，我才知道可以在那边安个客栈。以后若有能力的话，我希望能把大理变成像戛纳一样的会展之城，现在的大理，还是不够洋气。”
十六岁那年，陈晓冬骑着自行车，从大理古城出发，绕着洱海，翻山越岭，骑了两天，终于到达双廊镇。八十年代的双廊是个不折不扣的小渔村，住宿的地方只有村公所，可看的只有自然风景，而风景对本地中学生的心境来说并不值得铭记，就像洱海最大的用处是天然泳池，苍山只是视线里一面背景板， 古城是每天上学放学穿行的地方一样。
大学之后，当年一起骑车绕洱海的同学都留在大理，陈晓冬成了那批人当中唯一一个在外闯荡的。除了外貌保留了云南人的特征——娃娃脸、身材不高之外，面对陈晓冬，你丝毫不会把他和大理这个以悠闲、平和著称的地方联系在一起。他眼睛发黄，头发凌乱，看上去疲惫不堪，说话语速极快，话题常常是围绕着他未完全实现的抱负展开。如果每个人说出的言语会像气泡一样漂浮在空气中的话， 陈晓冬的头上，必定长期漂着“节目、创意、平台、甲方、乙方”这几个气泡，焦虑的电视人凭此能够一眼认出他是同类，那些生活在大理的小资们大概会避之唯恐不及。
但陈晓冬同时也是个令小资艳羡的客栈老板， 他的客栈半月拖蓝就在双廊边上，有着21间客房和近观洱海的广阔视野。这间客栈在陈晓冬最低谷的时候给他以安慰，这种安慰不是大理通行的样本， 比如迷茫中让人得到宁静，在路上寻找到人生意义之类。它是无关心灵的精明投资，在陈晓冬创业一度面临失败的时候，这间客栈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他的财政负担。
盘下这间客栈时，陈晓冬的身份是湖南卫视资深节目制作人。他事业轨迹的前半段，与湖南卫视的上升轨迹几乎重叠。1998年，陈晓冬刚大学毕业，想要进入云南电视台而不得，转而投向刚起步的湖南经视，开始参与制作情感类综艺节目《真情对对碰》。此后多年，他又制作了《真情》、《8090》等收视率颇高的节目，是行内公认制作情感类节目的好手。等到湖南卫视在2010年前后攀升到卫视之王的地位，陈晓冬发现自己在电视台的升迁之路也走到尽头。那些同期进来的同事要么升级成为更高级别的领导，要么无欲无求埋头做节目，而他哪种都不是。他对电视节目有一套自己的想法，需要很大的空间去施展，电视台层层审批制度和团队间的资源瓜分让他的想法难以实现。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难以直接道破，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陈晓冬总是毫不掩饰他的企图心和对体制的满腹牢骚，这样的性格在相对僵化的广电系统内显然并不讨喜。
在工作压力下，陈晓冬保持着每季度回一趟大理探亲的习惯。即便在宁静的家乡，这位媒体人仍通过刷微博的方式，积极主动地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2011年春节前后，一张赞美双廊景色的图片引起他的注意，那是一位游客在双廊一家客栈里发的微博，内容如你想象得到的，无非是面对洱海春暖花开的普通感慨。
“从照片上看，那个地方确实很美，可我把照片发给大理的亲戚朋友时，却发现在本地圈子里根本没人知道那个客栈在哪儿。”陈晓冬说，电视人的行动力发挥了作用，陈晓冬干脆自己跑到双廊，亲自勘察环境。此时从大理下关开车到双廊不过两个小时，在他眼前的洱海大概还不如他初中时看到的纯净，但这回的双廊风景，对陈晓冬来说有了全新的意义。他以外乡人的眼光，打量眼前的洱海和客栈。
2011年的双廊已经有旅游商业的痕迹。陈晓冬数了一圈，洱海边总共有6家客栈，就小小的双廊来说，不算少，也不算多。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可以自己开家客栈，等到他带着这个念头在双廊镇上转了一圈，发现整个双廊镇上地段稍好的房子都已经出租，等待改建成客栈。一场看得见的变化正在发生， 毫无疑问，一两年之后，双廊将变成一个彻彻底底的旅游小镇。
“我既懂都市人的心理，也懂本地人的生活方式。”陈晓冬说，这是他认为自己可以把客栈开成的原因。在媒体，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台工作， 陈晓冬了解职场人排解压力是种刚需，也了解双廊这种景色在城市的稀缺性。结束假期离开大理的时候，他已经说服两位朋友加入他还没成型的客栈计划。在本地合伙人的努力下，经过一年多的准备，2012年4月，半月拖蓝正式开张了。
客栈开张三个月后，陈晓冬终于从湖南卫视辞职。不过，促使他做出决定的不是大理的客栈，而是北京一家民营节目制作公司的副总裁职位。北京聚集了全中国大半传媒公司和节目制作基地，这对陈晓冬来说极具诱惑力。四十岁的他雄心勃勃，带着团队奔赴北京。与梦想相比，曾经在微博上痛批过的环境污染、干燥天气和恶劣交通等问题似乎不值一提。
北京的工作节奏比陈晓冬想象的要快速得多，他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从掌握话语权的甲方电视台转移到供应节目、低声下气的乙方民营公司，其中的落差也让他倍感痛苦。2013年2月，在一次事先约定的采访中，陈晓冬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原因是前晚通宵做节目，必须在办公室里再补觉。一方面，北京激烈的竞争让这样的日子成为生活常态，另一方面，与妻儿在空间上的远距离加剧了陈晓冬心灵上的煎熬。不到半年，陈晓冬就放弃高薪回到了长沙。“外地人在北京待五年就算长了，北京给人的感觉是躁的，永远是一批人来，一批人走。”重新回到电视台已经再无可能，他在长沙自己创业，开了一家节目制作公司。在市场的洪流中，没有任何平台的庇护，迎接他的是另一波更密集的打击。
“以前觉得是平台束缚了我的手脚，出来之后才发现平台有多重要，政商关系、客户谈判、员工工资，以前这些根本不需要我考虑，自己做的话就都得平衡到。”2013年初是陈晓冬最为艰难的时候，核心员工陆续辞职，公司一度面临倒闭，客栈的收入让他免于落魄。如他盘下客栈时所预想的，双廊已经成为全中国最著名的旅游小镇，源源不断的文艺青年在假期时涌进大理，寻求片刻心灵放松。就连他的湖南卫视前同事，也会打电话来要求他帮忙预订半月拖蓝的房间。
半月拖蓝的经营情况越来越好，陈晓冬在大理待的时间却越来越短。他清楚自己当初开客栈的目的是什么——三分之一为了修身养性，三分之二为了投资收益。
这位电视人自我评价最大的特点是“不安分”，尽管长沙夏天的闷热让他深恶痛绝，他还是选择在长沙久居，在全国各地出差，偶尔回大理度假。在更遥远的未来，退休后的某一天，故乡大理也许会成为他的栖息之所，但也仅仅只打算待一个季节。“我理想的退休生活是春秋在长沙待，夏天可以在大理，冬天去越南之类的地方。云南有个不好的地方，冬天风大，太干燥了。”
来到云南或者回到云南的人中，有相当多的人选择开一家客栈
彼岸特辑
彼岸之城的兴衰往事
“嬉皮士”的小时代
四季阳光、偏安一隅、开放包容和无为闲散，让大理成为热爱自由与流浪的嬉皮士们的圣地， 但那个最好也“最坏”的时代已逐渐被商业化洪流冲刷远去。
本刊记者 王卜 摄影 冯灵骢
大理古城，中午的人民路中段，阳光一如既往地慷慨洒下，梁朝辉坐在马扎上眯缝着眼睛看书，他摊位上的明信片被大风吹得呼啦啦响。“今天还没开张”，他略带无奈地笑着，因为是淡季，生意不太好。
梁朝辉曾在京沪高铁上做一个质检员，2011年甬温线动车事故后，公司开始放长假，他便趁此机会开始了骑车旅行。在旅行的路途中他遇到了很多没有固定工作、常年穷游的人，就开始想，原来那种朝九晚五、每月挣几千块钱的人生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我对于那份工作也没有认同感”，之后他选择辞职来到了大理，开始过一边练摊儿一边穷游的日子。大理对他而言就像一个中转站，因为这里可以随意摆摊，一旦钱花光了，他就回到大理待几个月，卖卖明信片，为下一段旅程攒经费。
梁朝辉常和一个叫飞飞的女孩相邻摆摊。飞飞大学毕业不久，短暂地在旅行公司待过，也做过几个月瑜伽教练，脸蛋已经被大理的阳光晒得红扑扑的。她卖的也是明信片，上面印着自己画的插画。“生意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卖几百。”她递过来一张名片，背后印着一句话：“什么都可以缺，但不能缺梦。”
在大理，练摊儿的主力是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他们想反抗城市里面充满压迫感的生活，对传说中的大理生活充满向往。
不过在一些“老人”看来，这些年轻人对大理的概念还太“肤浅”。
“现在的大理早已不是那个大理咯！”如果要显示出混大理的“资历”，你最好撇撇嘴、略带痛心地这样说。就像每一个被贴上标签的黄金年代一样，经历过大理真正的“嬉皮士时代”的人，无不对自己曾在现场这一事实满怀骄傲。
那个年代的大理，人们做着、见证着一切时髦的事情——性开放、抽大麻、全裸着在楼顶晒太阳、各种不务正业。在这里没人知道你的过去，也没人关心你的未来，人际交往原则简单到只看性情投合与否。“所以那个时候聚集了一批很有意思的人”，“女贼”说自己赶在“嬉皮士时代”的末班车去看了一眼，那大约是在2007年、2008年前后。
“也是洋乞丐最多的时候，”美术出身的田笑东说。这样的大理当然是艺术家的最爱。看过导演张杨那部《生活在别处》的都知道，洱海边上有一群神人墨客和艺术家。其实去到大理，人人都是艺术家，你可以口若悬河地向身边的陌生人谈论某个哲学流派，或者从一幅名画里看出它的蹩脚之处， 只要你腔调足够。
少有人说得清楚是什么让大理成为了一群“局外人”的乌托邦，以及第一个坐在洱海边上的“嬉皮士”是谁。有种说法是，大理作为风花雪月的世外桃源是一种历史习惯，金庸等文人墨客早就把这里当成寄托人生终极理想的地方，在其作品《天龙八部》中，大理皇室的段氏父子也都是多情种子。真实的历史上，大理国二十二代皇帝中竟有十位出家——江山都可放下，还有什么放不下？
也有说法是，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外国背包客无意间发现了大理，看见这里依山傍水、气候宜人、风景绝佳，大为赞叹，回去后在朋友圈子里奔走相告，然后越来越多老外就来了，其中很多还永久地留下了，然后大理古城就有了一条“洋人街”。有了咖啡厅、酒吧的大理变时髦了，中国的时髦青年们怎么愿意错过？于是这些人在大理无国界地交融，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嬉皮士”文化。
“中国的嬉皮士大多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诉求，这点跟国外不一样，在大理首先表现出的就是生活混乱，其次才显露出一些价值观念。”“女贼”说。
在西方现代文化中，“嬉皮士”亚文化始终伴有价值观的诉求，比如反越战、反中产阶级价值观、环保与和平主义者。穿着破烂的年轻人其实出身殷实的中产家庭，他们过糜烂、颓废的生活是为了做一个阶层的反叛者。
如果中国的嬉皮士一定要有价值观的话，大概是热爱自然、恣意田园吧。无力与时代绞肉机对抗，那么就在体制外自生自灭，哪怕粗茶淡水甚至一生清贫。这样的“中国式嬉皮士”古已有之，比如崇尚无为而治的老子、醉卧山林的竹林七贤，甚至正统的儒家思想也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偏安一隅、开放包容的大理注定成为热爱自由与流浪的嬉皮士们的圣地。但这样一群试图把自身欲望折叠收纳的人，却激发了一个小镇对于金钱的欲望。经历了大理最好年代的人们说，大理生病了，它在几年里迅速“癌变”。
“大街上满是金钱的欲望，人民路成了假货一条街，跟其他任何旅游小镇没有什么区别了，”“女贼”说， 2008年开始，大批开发商、运营商蜂拥而至，苍山下、洱海边，甚至边边角角的村落都被一一圈定，现在古城登记在册的客栈已逾7000家。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多，他们的置业需求已经把好地段的房价炒至上万元一平米。
而让“女贼”这样的外来移民最为担忧的是飙升的房租，“今年1万，明年12万在这里都是很正常的”，这样的剧烈变化已经超越了市场经济的范畴，在挑战大理移民们的心理极限。在双廊的农村信用社里，几个卷着裤腿的当地人，抬着个大麻袋，往柜台上一放，说：“存钱， 120万。”他们一定是刚刚出租了自己紧邻洱海的地。
在城市里面你跟什么人交往、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的职业、家底和社会地位等各种身份的标签才能让人有存在感。而在曾经的
大理，存在感都来源于你这个人是否有趣，你这个人本身是否有“积蓄”。
正是依靠这种价值观，大理吸引人群投奔而来。这种价值观念如今已被商业经济严重冲击。有一部分人发现生活费用高了，这里不好混了，就被迫离开；还有一部分人觉得这样的大理不好玩了，决定换一个地方。“最早那一批移民大多散了，留下的一部分人主要是由于大理还有他们贪恋的那一口空气。”“女贼”说，在2013年的下半年，她已经认真地考虑过什么时候离开大理了。
大理已经分化成两个社会，一个是大街上的陌生人社会，一个是院子里的熟人社会。但似乎这两个平行世界里都没有人认为自己是“嬉皮士”了。
新移民的另外一个重要分支是中产阶层。他们离开在大城市的家，带着孩子、带着钱来大理买下一个院子定居。这些人可能在街上盘下了一个店面，但是他们很少亲自过问，而是聘请当地人或者希望到大理生活的外地年轻人来打理。自己则和家人在院子里过着田园诗般的生活，街上的吵吵嚷嚷都与他们无关。
88号西点店的主人——柯卡林（Karine Kaffrell） 和丈夫奥托（Otto Meyer）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10多年前来到大理后，他们就爱上了这里。现在，夫妇俩都退休了，干脆定居在这里。现在88号西点店在古城小有名气，成为外来旅游者最爱光顾的地方。但店主夫妻却在更偏远的小村沙溪买房居住，因为那里更安静、更原生态，每天溜溜狗、做做饭、会会朋友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当年那些在街上混的人，如果没有离开，也慢慢缩回到以院子为单位的小圈子里，组成一个个“兴趣小组”， 各玩各的，互不干扰。比如跟文化艺术相关的圈子，会在某个晚上一起看其中一个人新拍的纪录片，哪家的书店周年庆大家也会去捧捧场，或者突然寂寞了，呼朋唤友一起单纯地吃个饭。
有了圈子文化，当初大街上那种自来熟的氛围便淡去了。如果没有内部人引荐，新来者很难打入一个小圈子。大理的社交文化变得跟任何一个城市无异。至于“嬉皮士”们，像被风吹散的云一样，无影无踪了。或许他们已经悄悄地聚集在另一个“大理”。
而那些在街上练摊的年轻人也是大理新移民的一个分支，他们没有经历过“嬉皮士时代”，可能也不知道或者没有融入现在的“院子里的社会”。大理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个看似幼稚的梦想的盛放之地。
“当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夜色中的人民路上，一个女孩抱着吉他兀自弹唱着，身边席地坐着几个神色疲惫的工地工人。路过停留的人越来越多，有年轻的情侣、独身的文艺青年，也有穿着民国风校服的中学学生。这样的大理仍然会让很多人心中暗
想——风花雪月，才是生命中的正经事。
柯卡林是第一批来大理定居的外国人，见证了大理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