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也退：独立作者，文化专栏作家。
贝娄被1963年阿伦特发表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给激怒了，他无法原谅阿伦特拿出一套相当雄辩的理论，客观上为纳粹罪犯艾希曼“开脱罪责”
贝娄认为，阿伦特是可以做到清晰思考的，但她却做不到简明思考，换句话说，她看不到明显的事实
贝娄指出，阿伦特浸淫在德国传统的影响里太深，而德国，尤其是阿伦特心智成长的魏玛时代，其知识氛围里有一种感伤的、虚无的、自我陶醉的成分 ]
早在1953年贝娄任教于纽约巴德学院时，就同阿伦特夫妇相识并结为友好。1961年2月，远在波多黎各的贝娄还给芝加哥朋友写信，说“我的一个好友”阿伦特要来访学，希望他能帮着接待下。然而，才几年的工夫，两人的关系便迅速冷却。贝娄是被1963年阿伦特发表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给激怒了。
贝娄认为，阿伦特是可以做到清晰思考（think clearly）的，但她却做不到简明思考（think simply），换句话说，她看不到明显的事实。“她心里的标准是一个‘高贵的’德国知识分子的标准，是接受了古典文学和欧洲哲学训练后形成的标准。”
阿伦特心智成长的魏玛时代，其知识氛围里有一种感伤的、虚无的、自我陶醉的成分。阿伦特崇敬雅斯贝尔斯以及海德格尔，这两位存在主义大师固然学问高深，但把他们的哲学用到大屠杀这样的事上，就会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而玄虚。
1970年12月，索尔·贝娄给阿伦特写了一封信，在他逝世后编辑出版的存世书信里，这是唯一一封与阿伦特的书信往来。一个多月前，阿伦特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格尔刚刚去世，不过信里谈的是别的事，连问候语都没有，内容只有几行字：
“许多学生对康德研习班以及大卫有很大的兴趣，我觉得这会让您考虑今冬来一趟芝加哥。无论如何我们当然不希望催迫您。我不知道您现在是否考虑离开纽约。我最近遇到了汉斯·摩根索，他说您不很喜欢外出。冬天的芝加哥会比较阴冷，但也许学生们会对这种阴冷有所补偿的。”
口气冷冰冰，在贝娄的书信里，这样的情况非常少见。阿伦特和布吕格尔都是因纳粹的缘故来到美国的德国学者，早在1953年，贝娄任教于位于哈德逊河畔的纽约巴德学院时，就同他俩相识，并结为友好。1961年2月，远在波多黎各的贝娄还给芝加哥朋友写信，说“我的一个好友”阿伦特要来访学，希望他能帮着接待下。然而，才几年的工夫，两人的关系便迅速冷却，只剩礼节维持。非但如此，贝娄还在1970年出版的小说《塞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借主人公塞姆勒之口对阿伦特冷嘲热讽。
原因何在？贝娄是被1963年阿伦特发表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给激怒了，他无法原谅阿伦特拿出一套相当雄辩的理论，客观上为纳粹罪犯艾希曼“开脱罪责”。1982年，贝娄在给莱昂·威瑟尔迪耶的信里详细地说了他的看法：
“汉娜很鲁莽，但她并不是完完全全的蠢货（跟她的朋友玛丽·麦卡锡不同）……她的问题在于她每下一个判断，就要犯十个错误。也许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但是她做了那么多那么多的无用功，她是个顽固的、无法满足的女人。她的许多能量都用在了固执己见上……她总是尽可能快地去寻求很大的综合。”
贝娄认为，阿伦特是可以做到清晰思考的，但她却做不到简明思考，换句话说，她看不到明显的事实：犹太人缺吃少穿，无法洗澡刮脸，无从寻医问药，所有的公共服务一律取消，连干净的厕所都上不了，还要活在军警的监督之下——这些简单的事实，让汉娜·阿伦特的理论热情受到打击。“她心里的标准是一个‘高贵的’德国知识分子的标准，是接受了古典文学和欧洲哲学训练后形成的标准。”贝娄说，阿伦特不仅钟爱这种儒雅、仁慈、彬彬有礼的思维传统，而且不喜欢那些反对这一传统的人。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发表当年，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迈克尔·A.穆斯曼诺，就在《时代周刊》撰文，批评阿伦特过度同情了艾希曼。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直接的批评，也谈不上有多少含金量：“她对纳粹领导人的谴责前所未见地令人尴尬”，而对受害者太缺乏感情。当时，一位时年25岁的意大利裔美国记者雷娜塔·阿德勒，也很快发表了反驳文章，指出穆斯曼诺误读了阿伦特：“他无视阿伦特小姐所有的反讽”，这种反讽，例如，可以在阿伦特向艾希曼表达其“悲哀”的一句话里反映出来：“呜呼，没有人理解他。”穆斯曼诺指责阿伦特漠视那些在死亡飓风下哭叫的妇女和孩子，但是，阿德勒写道，阿伦特的研究，“一个重要的目的是确定那些哭叫背后的动因，使得它们从这个世上消失。”
这样的论战，或正或反，自然不如贝娄的批评尖锐、到位，贝娄学养丰厚，交游广泛，既有古典修养，又因为写小说而对人理解深刻。他指出，阿伦特浸淫在德国传统的影响里太深，而德国，尤其是阿伦特心智成长的魏玛时代，其知识氛围里有一种感伤的、虚无的、自我陶醉的成分，那时德国乃至德语世界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例如托马斯·曼，都具有高度纠结的神经质特性，对灾难、灭亡有一种审美化的耽恋。他们对第三帝国的政治其实并无直接的批评——那样做似乎太简单了，难度太低了！相反，他们喜欢通过分析具体的个案，来阐述自己对人的认知。阿伦特崇敬雅斯贝尔斯，以及海德格尔，这两位存在主义大师固然学问高深，但把他们的哲学用到大屠杀这样的事上，就会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复杂而玄虚。
正如威廉·肖恩在阿伦特逝世后发表的讣闻中所说的那样，阿伦特总是对自己的判断十分坚定，人们问她“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该怎么做？”她很少会给出不确定的答案。贝娄用了一个意第绪语词汇“akshente”来描述她，意思是，她是个要求太多，最后让男人崩溃的女人，其实也印证了她的坚定、自信、固执的性格。
我并不认为贝娄就绝对正确，因为他毕竟是犹太人，才那么容易被阿伦特的说法所触怒。不过，我们不妨看看《塞姆勒先生的行星》里，塞姆勒是怎样批评知识分子这种容易“想多了”的生物的，思想架构了他们的头脑，却把最基本的常识丢弃于遥远的过去：
“知识分子……料想一个邪恶的英雄就是像理查三世那样的人物。但你以为纳粹不知道什么是行凶杀人吗？每个人（只有一些女学者除外）都知道什么是行凶杀人。尽人皆知，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视这种亘古以来的认识，绝不是陈词滥调，其中有一种企图侵犯生命的神圣性的阴谋……这位女教授的敌人就是现代文明本身。她只是利用德国人来攻击二十世纪——按照德国人发明的说法来否定它，利用一部悲剧的历史来推销魏玛知识分子的愚蠢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