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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0
钦文
教皇退位
几百年才出了一个来自德国的教皇，这着实让不少德国人兴奋了一阵子。可就在2013年2月11日，本笃十六世（Benedictus XVI）在梵蒂冈宣布辞职，成为近600年来首位在有生之年主动退位的教皇。一时间，教廷和国际社会为之震动。按照他本人的说法，退休的原因是年老体衰，无法继续承担教宗的繁重工作。
2005年，保罗二世辞世。年近八旬、时任枢机团团长的拉辛格（Joseph Aloisius Ratzinger）被选为教皇，即本笃十六世。当时就有人猜测，如此高龄的教皇不过是教廷各派势力角逐之下的一个过渡方案，就任后不可能大有作为。即便如此，在他就任之初，乐观派人士仍期望他能够对僵化的教会进行一些改革。
然而，细听本笃十六世这些年有关妇女、同性恋、避孕、人权问题上的言论，便知他的确是个保守派。他一方面他做出促进和平、推进宗教和解的姿态，但又因发表批评伊斯兰教的言论而备受争议。在其任期内，天主教会内的频发丑闻，尤以虐童案引发广泛关注，教皇因他的“护短”态度而为人诟病，而在处理与纳粹有瓜葛的“主业会”（Opus Dei）问题上，他也颇为暧昧，不得不承受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普遍猜测，他的“退休”与此大有关系。除少数媒体和派别外，德国主流各界对这位同胞的退位感到遗憾，并称赞其“功绩”。
主教腐败
随后，新教皇产生。来自南美的弗朗西斯一世就任。他希望建立一个更为谦逊、更接近穷苦民众的教会。然而，一位德国主教的行为无疑与之背道而驰。天主教会内部问题重重，正如它悠久的历史一样，许多问题也是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例如腐败问题一直难以根除。德国林堡主教特巴茨 -范 艾 尔 斯 特（Franz-Peter Tebartz-van Elst）的所作所为只不过为此增添了一个鲜活的案例而已。这位主教大人2007年刚上任，就盘算着兴建新主教府，预算为五六百万欧元。他给基层教会下达募捐摊派任务，引起神职人员和信徒的不满。后来实际的建造费用竟然超过3000万欧元，大大超出预算。
记者闻讯前往采访，拍下的影像资料证实，建筑体量大大超过了普通主教府邸的标准，内部用材和装修极尽奢华。不仅如此，他平素的霸道作风也早已引起了教区上下的不满，那些有怨言的工作人员都被他无情解雇。按规定，教务委员会要定期改选，而他却自作主张，指定原班人马留任。
真正让他摊上大麻烦的是“扯谎事件”。去年《明镜周刊》曾爆料，主教曾前往印度访问，乘坐一等舱，然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此辩解，坚称乘坐商务舱。文章刊登后，主教控告周刊捏造事实，并提交誓词，否认自己曾做过有关舱位问题的辩解。之后《明镜》提供了采访视频，证实主教撒谎。这样一来，主教大人因提供虚假证词而受到指控。对于他的种种劣迹，德国天主教的领导机构自始至终保持缄默，这一态度更加引起了公众对教会的不满。直到十月份，新任教皇才传令召见，双方进行了私下会谈。据报道，主教承认了自己的“个人过失”和“沟通不当”。数天后，教皇发表了声明，认为前者“目前条件下不宜履行其主教职责”，在德国主教联席会议调查委员会做出结论之前，建议他“暂离教区”（而非解除主教职务）。这一决定给德国教会留下了余地和时间，让后者自行裁决，而非越俎代庖。
对于这一“温和”的决定，各界褒贬不一。截止目前，相关委员会仍未宣布调查结果。近年来，德国教会时有丑闻被披露，引起了德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日益“世俗化的世界”里（据统计，德国基督教信众人数逐年下降），教会应当怎样存活，扮演怎样的角色？这已经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了。
逃税富豪自首
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一年里发生的事，大众能记住的多是些负面的。去年一月份，《明星周刊》揭露，某体坛大佬在一家瑞士银行开设秘密账户，十多年间，将投资有价证券所得以及其他现金收入合计数千万欧元陆续存入其中，以此逃避应在德国缴纳的数百万欧元的利息税。
没过几天，拜仁慕尼黑俱乐部主席赫内斯（Uli Hoeness）向税务部门提交了自我检举书，并表示愿意配合调查。根据德国法律，逃税超过百万，最高可判处十年监禁。若当事人在税务部门发现前自我揭发，并及时补交税款，则可免于刑责。消息一出，举国哗然。赫内斯的声誉素来不错，从普通球员做起，直至成为德国金牌俱乐部的掌门的经历，堪称成功范例。逃税事件被爆后，连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发表评论，对他提出批评。
无论此案结果如何，富人逃税又一次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近十年来，德国有多位名人因为逃税而受到处罚，名誉扫地。有钱人抱怨税收过高，穷人觉得富人逃税有碍公平；自由派强调减税有利经济发展，左派批评逃税者破坏社会公正。近些年，德国加强了对逃税行为的打击，甚至与网络黑客进行交易，购买他们所窃取的银行客户资料，作为调查逃税案件的证据。政府此举虽遭到法律界部分人士的质疑，但效果甚为明显，自首人数激增，税收及罚款收入也显著增加。
按照原定计划，赫内斯将在今年春天出庭受审，不少幸灾乐祸的民众坚信，好戏还在后面，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大鱼落网。
出版社：文化担当还是经商挣钱
说到案件，去年德国文艺界也有一桩诉讼引人注目。陷入这场官司的是对战后德国文化重建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Verlag）。自从巴尔拉赫（HansBar－lach）入股出版社以来，就想干预出版社的日常事务。然而作为小股东，他的多次尝试均遭到大股东翁瑟尔德家族基金会（Siegfried-Unseld-Stiftung）的抵制，而执掌该基金的正是已故老板翁瑟尔德的遗孀乌拉-翁瑟尔德-贝尔凯维茨（UllaUnseld-Berkéwicz）。巴尔拉赫在商言商，指责女老板不善经营，拒绝出版高回报的图书，死守着利润率低下的纯文学和人文社科作品（而此类书籍正是为该社赢得国际声誉的当家产品）。
冲突逐渐升级，巴尔拉赫在2010年借机发难，控告贝尔凯维茨侵吞公产和未足额支付分红。去年春，法院二审判决，要求出版社向巴尔拉赫支付超过200万欧元的分红。出版社方面提出多条理由，表明无法支付的立场。随后出版社反戈一击，提出破产重组申请，获得法院许可。在完成破产程序后，原大股东家族基金重新以投资人身份购买并重组出版社，以期获得控股权。如果进展顺利，出版社在近期内将由有限两合公司（GmbH & Co. KG）转制为股份公司（AG）。这将意味着，女社长的反击获胜。
巴尔拉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今他面临两种选择：要么保持其小股东的地位，要么出售其股份。闹到这个份儿上，合作的可能性似乎不大，而对于后一种方案，他明确表示无法接受翁瑟尔德家族基金会开出的价格。这场旷日持久的纠纷是近年来德国文化界的一场大事件，一波三折的诉讼也作为鲜活的案例引起法学界的关注。文化担当和经商挣钱之间如何平衡，苏尔坎普出版社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也付出了代价。
呼风唤雨的文学批评家去世
如果说苏尔坎普是战后德国文化出版的标杆，那么去年9月18日辞世的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德国公共领域内影响最大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的一生颇为传奇，作为波兰犹太移民的儿子，童年在柏林度过，此后一生对德国文学的挚爱便在这一时期奠定。希特勒排犹后随父母返回波兰，德军占领华沙后，他神奇般地逃出隔离区，被一户普通波兰人家收留，直至战争结束。避难期间，口述儿时读过的世界文学故事给恩人听，以此排解寂寞和恐惧，这更加坚定了他的文学使命感。
战后，赖希-拉尼茨基曾为波兰驻英情报官，后遭猜忌被召回国内，转行从事德语文学翻译。1958年伺机流亡德国，机缘巧合，正值德国新生代作家群兴起。1960年代起，他以批评家的身份活跃文坛。1973起，成为德国重量级的《法兰克福汇报》的文艺副刊部主任，从此在德国文艺批评界呼风唤雨。日后主持德国电视二台的《文学四重奏》，对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评头论足。他的知名度借此大大增加，可说家喻户晓，另一方面因其无所顾忌的酷评，得罪了不少在世作家，即使化友为敌，他也在所不惜。于是他顺理成章被人封为“文学教皇”，这一绰号究竟是褒是贬，大家心里都有数。
他的辞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至此德国文坛上再也没有一言九鼎的批评家了。
新政府和新部长
从政治上来说，全国议会大选无疑是去年德国最重要的事。总体而言，选举并未出现意外结果。保守的基督教 （民主 /社会） 联盟（CDU/CSU）得票遥遥领先，差点就能获得单独执政的机会。在欧洲经济普遍低迷的局面下，德国一枝独秀，而在欧债及欧元危机中，默克尔表现出色，在顾忌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为德国利益据理力争。选民用选票给予奖励，这再正常不过。
作为联合执政伙伴的自由民主党（FDP），得票创下历史最低，居然未过法定门槛，史上首次无法组团进入议会，因而也断送了继续参与执政的美梦。作为最有力竞争者的社会民主党（SPD）的选举结果令人失望，却在意料之中，因此盼望咸鱼翻身，赢回领衔执政地位的梦想只能留待他日。此前一直被看好的绿党此番遭遇挫折，未能达到预期结果。而左翼党虽然此次的得票率低于上届大选，但仍然留在了议会里，对于左翼运动而言，也算是不错的结果了。
经过几番权衡谈判，最大赢家基督教联盟选择了社会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按照德国的政治术语，得票最多的两党联合执政被称为大联盟。此种情形，德国战后共出现三次。赞成者觉得此种联合可以最好体现各界共识，反对者则认为，与一大带一小的格局相比，各自代表左右的两大党联姻，双方达成的与其说是共识不如说是妥协，许多亟待解决民生问题就在两党的明争暗斗中被拖延和搁置了。此外，执政两党的议员占据议会绝大多数议席，政府推行的法案和政策会必然顺畅通过，力量悬殊的在野党难以对之形成有效的监督。对于民主政治而言，这并非福音。
本届德国政府已于去年底开始运作，内阁成员也有较大的变动，其中最大的亮点是原劳工部长封·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转任国防部长，这是德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就任此职。她一上任就推行“温暖政策”，口号之一就是要打造一个“对家庭负责”的联邦国防军。乍一听，这似乎有点儿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实颇有深意。在废除了兵役制之后，联邦国防军面临兵源不足的问题。如何增加军队的吸引力，留住人，这是未来德国国防面临的新问题，温暖政策就是要让职业军人能够兼顾事业和家庭。按照新计划，军人也要获得许多常人应有的待遇，例如享受“育儿假”，扩建幼儿园，尽量减少异地工作调动，减少工作时间等等。
未来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全球及欧洲新的防卫格局下，德国的军队改革势在必行。在保守党内，封·德·莱恩女士越来越被认可，她在公众中的声誉也与日俱增。普遍认为，在新任期内若能展开卓有成效的工作，她很可能成为默克尔的接班人。
棱镜折射
棱镜计划的曝光，虽然是全球性事件，但在德国上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披露之初，德国政府反应克制，内务部长表示事先不知此事，同时否认德国情报机构参与其中。然而事后证明，这并不属实，德国民众对政府的闪烁其词甚为不满。随后斯诺登又爆料，美国情报机构对盟国的领导人也实施监听，德国总理亦未幸免。不少老百姓表示震惊，但也有人幸灾乐祸。
9·11事件之后，欧美各国加强反恐合作。作为措施之一，德国政府对平民百姓信息的搜集和言行的监控日益加剧。早有社团和民众对此提出异议，要求立法限制政府的监控行为，禁止非法采集和存储公民的私人信息。棱镜事件再一次增强了德国公众保护私人信息的意识。7月底，60余位德国作家联名向默克尔总理发出公开信，要求政府对民众有所交代。半年过去了，政府已更迭，“调查仍在继续”。对此民众并没有太大的期望。鉴于德美的战略关系和国家自身的安全利益，恐怕调查将旷日持久，以致难产。
行笔至此，检点上文，发觉似乎没有什么能给人带来“正能量”的事件。另一方面，据2013年幸福指数调查（Glücksatlas 2013）显示，总体而言，德国人对生活感到满意。原因何在？有一种公认的说法，德国人爱抱怨（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深究起来，这多半针对“大事儿”：谈起政治，牢骚满腹；说起经济，忧心忡忡；讲到文化，充满悲观。与此相对，过起小日子来，德国人却本着少说多干的精神，认认真真，有滋有味。大事儿放嘴上，小事儿搁心里。日常的幸福不足为外人道也。众位看官，就带着这样的心态去看待过去一年的大事吧。
（本版图片均来自本报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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