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玩偶之家》在中国首演100年。无论任鸣偏保守、重经典的诠释，还是林兆华“撕掉剧本”的全面颠覆，都证明易卜生和他的《玩偶之家》在当今仍有无数被解读的可能为什么要遵从原著？
吴丹
●易卜生提出的社会、婚姻和人性问题都没有过时，甚至在今天更加尖锐、复杂。
●娜拉既有天真的一面，又有非常决绝的一面，她的出走，意味着她是很有个性的女人。
●只要两性之间有矛盾冲突，《玩偶之家》就有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中国，娜拉的出走是一场革命，但今天我们要重新认识娜拉。
●今天的观众已经不可能被一群戴着假发套的演员所宣扬的女性启蒙而感召得激动万分。
●当男人和女人都有了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时，谁是弱势者？看起来像是孩子们。
1980年，20岁的任鸣准备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当时还在待业，买的第一部外国剧作家戏剧集就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从1987年进入北京人艺工作，直至当上人艺副院长，任鸣在30多年里执导了50多部话剧，却始终没有机会把最初影响他的那部《玩偶之家》搬上舞台。
2014年1月14日，国家大剧院版《玩偶之家》在小剧场登台亮相，拉开首轮14场演出的序幕，导演任鸣感叹自己“终于圆了一个梦”。而曹颖、王斑夫妇的首度联袂出演，也让《玩偶之家》出现一票难求的火热场景。
“这是一部致敬之作。既是向易卜生致敬，也是向批判现实主义致敬。”任鸣说，在中国戏剧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剧作家非易卜生莫属。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人对易卜生剧作的翻译、表演乃至模仿其创作手法的热情，都显示着易卜生对中国戏剧的深刻影响。
“胡适写的《终身大事》，就效仿自《玩偶之家》。”任鸣说，从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虹》等剧作中，都可看到《玩偶之家》中娜拉的影子。
1914年，中国现代戏剧的先驱“春柳社”将《玩偶之家》第一次搬上舞台，剧名为《娜拉》，其大胆的思想和娜拉的出走一时震惊四座。直到1918年，《玩偶之家》才以单行本的形式正式出版，译名为《傀儡家庭》。
“我们希望以原汁原味的剧本来纪念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首演100年。”任鸣说，“小剧场不一定要实验，小剧场也可以很有力量，忠实原著的改编是希望观众看到批判现实主义的生命力。”
社会、人性与婚姻
走进《玩偶之家》的剧场空间，19世纪典型的挪威中产阶级家庭布景就以极为写实的方式透出导演任鸣的用意——这是一部严格遵照原著的小剧场话剧，圣诞歌曲的背景音乐、窗户玻璃上隐隐约约的冰花、客厅壁炉跳动的火苗，都以写实的方式烘托出一个气氛浓郁的圣诞之夜。台上家具以不对称的方式摆放，暗示“玩偶家庭”的不稳定性。
曹颖饰演的娜拉与王斑饰演的丈夫海尔茂在暖融融的气氛中欢喜登台，女人的热情与娇俏、夫妻间的亲昵甜蜜，似乎是一个绝对完美、和谐的家庭。然而随着剧情推进，娜拉为拯救重病的海尔茂，不惜伪造字据向柯洛克斯泰借钱，被海尔茂解雇的柯洛克斯泰威胁娜拉，要将她告上法庭。一场家庭危机面前，海尔茂痛斥娜拉让他面临身败名裂的险境，娜拉忽然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没有自我的傀儡。
三小时的剧本删减至两小时，原著台词中的翻译腔也改成了观众能接受的现代对白，这是任鸣认为自己“贴近时代”的处理方式。
“今天，妇女解放、女性主义启蒙的话题已经不存在了，距离春柳社在上海演出《玩偶之家》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但易卜生提出的社会、婚姻和人性问题都没有过时，甚至在今天更加尖锐、复杂了。易卜生一百多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人类并没有解决得很好，类似的问题还在出现，还值得我们去研究。”任鸣说，在离婚率飙升的今天，无论是演艺界、政界名流都纷纷离异，传统家庭观念不断被颠覆，“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再重新讨论《玩偶之家》中的婚姻、家庭问题，夫妻间独立和依赖的两性问题，信任和欺骗的问题，都很有意义。现在不但老百姓面临离婚，就连默多克、普京这些有权势的人也离婚，说明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多元复杂的。只要两性之间有矛盾冲突，《玩偶之家》就有现实意义。”
任鸣有意对女权主义做了淡化处理，而是着重突出婚姻、家庭和人性这些超越时代的永恒主题。《玩偶之家》自1879年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演以来，一直是世界戏剧舞台上常演的经典之作，被解读的空间也随时代而变化。易卜生曾说，他无意做改革和女权的旗手。任鸣也希望，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人们能剥去历史赋予的外衣，认识《玩偶之家》中的人性光芒。
“比如娜拉这个人物，她既有天真的一面，又有非常决绝的一面，她的出走，就意味着她是很有个性的女人。”任鸣说，从易卜生的剧本来看，娜拉所追求的是自由、自我价值和理性的个人主义，他希望“排出经典的样子”。
重新认识娜拉
相比任鸣偏保守、重经典的诠释，导演林兆华在执导《玩偶之家》时，首先倡导的就是“撕掉剧本”。
2006年，时值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林兆华担任戏剧顾问的小剧场话剧《娜拉的儿女》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上演，由来自挪威的青年导演古飞德担任副导演。这部看似应景的作品，其实是林兆华对戏剧的一次重新审视和全面颠覆。
林兆华曾坦言，《玩偶之家》作为一出批判现实主义戏剧，对中国戏剧人的影响太深，因为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娜拉和《玩偶之家》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误读的。人们过于关注娜拉的出走和觉醒，反而削弱了对《玩偶之家》戏剧内核的讨论。林兆华提出“放弃娜拉”的宣言，“在过去的中国，娜拉的出走是一场革命，但今天我们要重新认识娜拉。从戏剧观念上说，我不愿意让那种陈旧的理解再禁锢我。”
《娜拉的儿女》的剧本来自挪威剧作家约瑟夫·哈勒，事实上，这部戏与《玩偶之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剧中主角是娜拉当年离家出走后留下的三个孩子，整部戏从他们的童年过渡至青年，从孩子的视角向人们讲述娜拉出走后的故事。
在易卜生剧本中，娜拉出走时留下的那一声沉闷而坚决的关门声，为后世留下无数解读的空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曾创作剧作《娜拉离开丈夫以后》，约瑟夫·哈勒创作的《娜拉的儿女》，亦将娜拉的三个孩子作为主角，他说：“在我们的时代，妇女已经有了娜拉想要的那种自由。但当男人和女人都有了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时，谁是弱势者？对我来说，这看起来像是孩子们。”于是，他将焦点放在孩子们如何参与到一场家庭纷争中，细腻描述他们的经历、感受和疑惑。
在《娜拉的儿女》中，林兆华所要强调的并非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易卜生和他的作品。他认为，今天的观众已经不可能再像上世纪20年代的观众那样，能被一群戴着假发套的演员所宣扬的女性启蒙而感召得激动万分。他希望除掉娜拉身上那些过多的社会寓意和历史符号，将娜拉放在一个已经离去并且对家庭造成无可磨灭影响的母亲的位置上，重新解读这个流传了一百多年的故事。
无论是遵从于原著本身的任鸣，或是从原著中延伸出全新视角的林兆华，都可证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当今这个时代仍有无数被争论、被解读的可能性。这种争论，自《玩偶之家》诞生起就不曾停歇。
就像易卜生自己曾说的：“我的主要目的一向是描写人，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支配下的情绪和他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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