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作者 梁盼
近期，随着国资委主任蒋洁敏的下台，国资委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自从2003年经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来，有关其该不该设立、职能如何设置与界定等问题，就未曾停止过争论。其实早在民国时期，我国就有类似于国资委的中央部门，即当年名声显赫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企业
1932年，在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下，“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设立，这是一个有关国防经济的调查、统计、研究、设计机构，隶属于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更名为“资源委员会”，并被提高级别，直接改隶军事委员会，而且蒋介石亲自兼任资源委员会的委员长。从此，资委会除了继续做经济与资源的调查研究之外，开始着手进行基础工业、重工业、军事工业建设和资源矿产的对外贸易。而且，在其1938年8月1日公布的组织条例中，资委会还能经营政府所指定的其他任何工业与贸易行业。
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在解放前夕，资委会垄断了全国的重工业，它既是大型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者，又全面参与企业的经营运行，比起今天国资委的权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资委会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资源与经济的庞然大物，也可算是时势造英雄。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野心的进一步加大，积累备战物资，争取民族生存，便成为当务之急，而资委会对战略物资和国防物资的垄断与经营也就顺理成章了。尤其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资委会再次改隶国民政府经济部，又从原各类经济主管部门接管了一批国有企业。至1938年年底，资委会直接经营的企业达到63个，其中资委会独资经营40个，与其他政府机构或私人资本合办23个。这些企业都是与国家存亡息息相关的工业、矿业和电气行业。
其实，早在当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的《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就明文规定，有关战时必需的各类矿业、制造军用品的各种工业、电气产业都必须收归政府，或者由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投资合办。这是资委会迅速壮大的法定基础。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1945年年底，资委会经营的企业共有125个。最鼎盛的1943年，资委会的员工达到1.28万余人，工人7万余人，这还不包括其所控制的钨、锑、锡等战略有色金属开采业的大量工人。
不过，即便如此家大业大，资委会却反复强调其作为国企经营者，其目的不在于盈利，而是配合国家政策，为国防积累、配置战略资源，为全民抗战做经济后盾。这在当时无可厚非，毕竟保土卫国是第一要务，企业的盈利冲动必须让位于国家的整体战争需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国民政府也的确把这些核心产业当成自己的私产，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也屡有发生。
垄断的利与弊
从一开始，国民政府对资源委员会所经营企业的定位就是垄断性质，而全面抗战的爆发，为这种定位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到1942年年底，资委会代表政府的投资总额已达8亿法币，占当时大后方近代工业资本（不包括纯粹的军需工业）的40％。而且，必须指出的是，资委会的下属企业基本上都不是纯粹的军工企业，其产品也大都不是直接的军需物品。换言之，资委会的垄断针对的是整个中国重工业，而恰恰不是具有极大特殊性的军工业。
抗战爆发后，资源委员会将上海和武汉等地钢铁厂的设备拆运至陪都重庆，建立了后方最大的钢铁厂，接着还筹建了几个崭新的钢铁企业，同时又收购了几家民营企业。至此，资委会下属的6个主要钢铁企业，其炼钢能力达到后方所有规模以上钢铁企业的64％，而其炼铁能力则占到89％。1941年，资委会的钢产量还只占大后方总产量的5.8％；仅仅两年之后，其钢产量就占到了68％。其垄断能力和效果可见一斑。
在电力事业方面，资委会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先后或自办、或与地方政府合办，新建电厂19家（不包括小型的水力发电厂），新增加发电容量近3万千瓦。1938年，资委会所属电厂的发电量只占后方发电总量的5.2％；但到了1945年，这一比重提高为36％。
抗战期间，因战争需要，资委会大力发展能源工业，除电力之外，还对煤炭、石油这两个行业进行大量投资。据统计，1936?1945年，资委会在这三个能源行业的投资占到其总投资的近65％。虽然垄断所造成的效率低下、机构臃肿、官僚资本主义对民间企业的掠夺等问题在某些行业或地区极为严重，但资委会利用国家资本在大后方建立了一个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即便非常脆弱，也甚为不易。
国企的先行者与佼佼者
资委会从成立之初，就利用政府对其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巨额投资，与西方国家签订了大量技术合同，并聘请了大量的外国技术人员，这对当时重工业项目的规模化与科技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机电行业中，“中”字头的中央电工器材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作为后方最大的电器制造工厂，技术和设备大都是从欧美引进的。抗战期间，该厂的产值约占资委会电器工业总产值的75％，占整个后方电器工业产值的60％以上。而且，该厂特别注意人才培养和科学管理，能够较快地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加以本土化。就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来说，这种较为成功的中外技术合作实乃民国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大亮点。只不过，资委会的电器产品大体只直接供应军队和国营的交通运输业，民用产品很少，是典型的军事“定制型”的国企，但其功劳依然不可否认。因为抗战之前，我国机电工业的基础就相当薄弱，1933年的机电工业产值还不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抗战时期，资委会在大后方所重点经营的中央电工器材厂，无疑是当时中国机电工业的一棵救命稻草，也同时把国企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深深地烙刻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代，乃至中国经济史上。
还有，抗战之前，中国不能生产石油。但抗战开始后，石油和成品油的进口渠道被封锁。那么，石油国产化便成为摆在资委会眼前的一大课题。于是，在资委会负责人翁文灏（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的主持下，资委会对陕北、甘肃、新疆和四川的油气田进行了勘探，使这些地方的油气资源得到了初步开发。
尤其是甘肃的玉门油田，在1939?1945年，共钻井61口，最深的已达到900多米。1941年，玉门油田开始在美国采购器材设备，但恰逢太平洋战争爆发，还在海运途中的器材大部分落入日寇之手。无奈之下，玉门油田自力更生，从国内其他地方调运钻机等器材，同时自制炼油设备，在配套设施很落后的情况下，提炼原油。
整个抗战期间，玉门油田共生产原油29万余吨，提炼原油7万余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对日战争的能源需求，也为中国现代石油工业树立了一个标杆，并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先行者。很显然，玉门油田是国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典型，如果不是强有力的国家支持，那么玉门油田很难在条件极为艰苦的大西北，为中国的军队提供一桶又一桶关乎民族存亡的汽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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