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标志着现代音乐的开端，但指挥家捷杰耶夫试图让当代听众接触更多其少为人知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极具时代创新性
吴丹
“如果我要谈论斯特拉文斯基的生活和创作，可能一天一夜也说不完。”俄罗斯指挥大师捷杰耶夫说这话时，嗓音低沉沙哑，带着点意犹未尽的感觉，“斯特拉文斯基是20世纪的革新者，但人们对他的作品并非全然熟悉。我不想让大家以为，斯特拉文斯基只是那位写了《春之祭》的作曲家。”
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在巴黎首演，这部风格原始、粗野而强悍的作品，挑战传统美学，其诞生标志着20世纪现代音乐的开端，却也引发了音乐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骚乱事件。
时值《春之祭》上演100周年，捷杰耶夫策划了覆盖全球的“斯特拉文斯基艺术节”。指挥家携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在圣彼得堡、巴黎、萨尔斯堡、鹿特丹等城市巡演，并于12月7、8日登陆国家大剧院，是为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
“每次我跟音乐界的朋友聊起斯特拉文斯基，我们常说，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指挥家、钢琴家。”让捷杰耶夫遗憾的是，这个时代对斯特拉文斯基的认知并不透彻，几乎仅限于三部芭蕾舞剧《火鸟》、《彼得鲁什卡》和《春之祭》。事实上，斯特拉文斯基漫长一生创作了9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12部芭蕾舞剧。无论题材和技法，这些作品都具有时代创新性。
“我们的任务是把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全面地展现给世界听众，尤其是他的钢琴作品，让更多人深入了解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捷杰耶夫说，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请来自己的老友、俄罗斯学派钢琴大师亚历山大·托拉泽（Alexander Toradze）一起参与“斯特拉文斯基艺术节”的世界巡演。两位来自俄罗斯的顶尖音乐大师，加上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共同将斯特拉文斯基被忽视了近百年的钢琴作品重新搬上舞台。
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
61岁的托拉泽记得，1996年，当他接到捷杰耶夫的合作邀请，开始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早期作品集里搜集资料时，结果让他惊讶，“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是从1904年开始的，他最早的一部管弦乐小品《焰火》只有4分钟。这样一个作品，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消失于舞台。”
《焰火》这部具有印象主义风格的作品，是斯特拉文斯基音乐生涯一个不起眼的开端，却显现出非凡的才华，引起俄罗斯芭蕾舞团艺术总监佳吉列夫的注意，由此开启作曲家与芭蕾舞团的合作。
12月7日，捷杰耶夫携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带来的第一场音乐会上，就以《焰火》作为开场，复杂而强有力的节奏，焰火爆破时的画面感，展现出年轻的斯特拉文斯基在音乐上的鲜明个性。“斯特拉文斯基9岁开始学琴，但他的父亲只希望他走上仕途。斯特拉文斯基听从父亲意见，大学选了法律专业，所以，他起步非常晚。”托拉泽说，他第一次听《焰火》时，感受到的是不同寻常的震惊。
斯特拉文斯基起步虽晚，却能达到相当成熟的高度。在作曲家早期的15年创作生涯中，作品都以俄罗斯风格为主，三部芭蕾舞剧《火鸟》、《彼得鲁什卡》和《春之祭》都是应佳吉列夫之邀为俄罗斯芭蕾舞团所作，直接奠定了他在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音乐界的地位。
“斯特拉文斯基深受同时代作曲家的影响。他敬佩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他还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学生。《火鸟》和《彼得鲁什卡》的创作都深受这些影响。他是一个给管弦乐涂抹色彩的人，他的作品像一棵树，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斯特拉文斯基的成就远远超过其他伟大的音乐家，比如同样是20世纪音乐的代表勋伯格。斯特拉文斯基的许多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俄罗斯、属于马林斯基剧院的，包括三、四部伟大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当时，这些芭蕾舞剧绝对改变了传统的艺术形式。”捷杰耶夫说。
在20世纪的西方音乐界，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各自代表着“新古典主义”与“表现主义”两大流派。这两大流派互相对立，传说斯特拉文斯基的住所离勋伯格很近，两位作曲家却从未有过来往。
“新古典主义”流派产生于一战期间，战时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人们对音乐的要求和观念变化，这些都影响着作曲家的创作。一战时，斯特拉文斯基离开俄罗斯，辗转于欧洲各国，并于1920年迁入法国。
当时的斯特拉文斯基被欧洲人视为音乐先锋者，他却出人意料地退回古典主义，从巴洛克时代的音乐中寻找结构与形式，用一种理智、客观、反对强调情感的方式写作。在“退回巴赫”的口号下，他从《普契涅拉》开始，一直写到歌剧《浪子生涯》，坚持了30多年的“新古典主义”式创作。他曾说，“我既不唤起人们的欢乐，也不唤起人们的悲伤，我追求的是更多的抽象性。”
最懂得俄罗斯文化的人
捷杰耶夫在“斯特拉文斯基艺术节”里安排的曲目，很少上演的作品占据一半。他想以此来呈现不同侧面的斯特拉文斯基，“当你们听到男声合唱与乐队的康塔塔作品《群星之王》 的时候，会感觉这是德彪西写的。但当你听到《彼得鲁什卡》的时候，又会觉得，任何一个法国作曲家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
三场音乐会中，捷杰耶夫挑选了一部生僻的作品《婚礼》，“任何一个作曲家，在写出《春之祭》这样的作品之后，可能永远不会再写出任何东西，因为伟大无法超越。但斯特拉文斯基花了十年时间完成了《婚礼》，他甚至重新构建了自己的思想。”
“如果你没有听过《婚礼》，那你不能说了解斯特拉文斯基。”捷杰耶夫说，作曲家在《婚礼》中加入了浓郁的俄罗斯乡土气息。关于配器，他构思了九年，最终将已经完成的40件乐器全盘否定，精简到最小编制，仅用六组打击乐器、四架钢琴与人声合唱相对应。
《婚礼》中，作曲家颠覆了自我习惯。就像斯特拉文斯基曾说的：“对我来说，创作欲望一旦激发，我就开始对那些感兴趣的音乐要素进行组合排序。它们的出现绝不是像灵感一样飘忽不定，而是具有习惯性和阶段性的特征。这种欲望的产生来源于人们的创作责任感，是成功之后快意的预先体验，是条件反射下的行为。”
在捷杰耶夫想象中，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是极有画面感的。他常跟马林斯基交响乐团的乐手说，“你们不该只想到自己是乐队的演奏者，而是应该想象自己戴着头套，穿着戏服，你们在完成一部戏剧。”
“《春之祭》的总谱上写着一句话：俄罗斯古代的画面。”这句话让捷杰耶夫思索良久，他会在纯粹而抽象的音符中想象春天大地初开那种原始的、震慑人心的画面，同样，他也会在指挥《彼得鲁什卡》时想象出一个木偶剧场的场景。
他甚至会在马林斯基剧院的墙上长久地端详一张老照片，思考给斯特拉文斯基音乐带来巨大影响的源头究竟是什么，“1891年，斯特拉文斯基9岁的时候，柴可夫斯基的最后一部歌剧《约兰达》在马林斯基剧院上演。斯特拉文斯基的父亲带着他第一次听了歌剧。演出中场休息时，柴可夫斯基出现在剧院的走廊里，斯特拉文斯基的母亲跟作曲家合了影。这张照片就在我们剧院挂着。”
斯特拉文斯基的一生都在世界各地漂流。一战期间定居法国，加入法国国籍，在古典主义音乐中找到了他想要的音乐元素，掀起“新古典主义”浪潮。1939年应哈佛大学邀请赴美讲学，又逢二战爆发，就此留在美国，加入美国国籍。
在混乱的战争年代，斯特拉文斯基的漂泊让他不固守于一种思维模式，他的音乐风格也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捷杰耶夫认为，俄罗斯的民族情结与题材始终是斯特拉文斯基作品中的基调。他仔细比较过柴可夫斯基和斯特拉文斯基作品中的各种开头，“他们都喜欢把管乐部分写得很长，这种影响肯定是从斯特拉文斯基9岁听到歌剧《约兰达》时开始的。”最近，马林斯基剧院正在翻拍电影版《约兰达》，两位作曲家之间的时代交集也将在电影中呈现。
“斯特拉文斯基的风格有很多种，都是发自内心、投入巨大感情的。他一生的整个创作过程，都是在钢琴前完成，晚年甚至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捷杰耶夫说，斯特拉文斯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告诉身边人，他这辈子会说很多种语言，但母语依然是俄语，“斯特拉文斯基非常着迷于俄罗斯的童话故事，他有着浓郁的俄罗斯情怀，这些特点在《彼得鲁什卡》、《火鸟》、《春之祭》当中都有体现。只有最懂得俄罗斯文化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创作。”
作为俄罗斯指挥家，捷杰耶夫希望把这位杰出的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全面呈现出来，“有人说，我做得太多了。但从我的良心来说，这件事必须做好，而且必须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