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奚玉莉 摄影/胡军
乔依德认为，上海自贸区应该像香港一样，建设成一个离岸金融市场，这样很多事情便能理顺。
目前活跃在国内金融研究机构的资深研究者中，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秘书长乔依德的经历堪称特殊。身为老三届的他没上过大学，却最终求学于美国哈佛大学。虽然是做研究出身，其间却有十几年的时间在保险公司工作。2005年，乔依德重返经济研究领域。今年以来，他的研究重点便是上海自贸区的建设。
老三届上哈佛
“文革”时，作为老三届的乔依德，正值应该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只能在街道工厂糊纸盒、当搬运工。1972年基辛格访华时，乔依德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大门要打开，于是他决定自学英语。当时一个同学的父亲在出版社当翻译, 给了他很多帮助，不仅借英文书给他，而且总是鼓励乔依德说：“现在出版社四五十岁的人很少有人会翻译，年轻人当中会的就更少，现在好好学，将来一定有机会。”
“文革”结束以后，社会上开始招
聘人才，乔依德凭借外语优势被挑选到大学做翻译。1978年5月，因“文革”被迫关闭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正式复院，乔依德转正到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
在当时的社科院，研究人员虽然工资不高，但是日子过得倒也舒服。年轻的乔依德并不满足现状。由于在工作中有机会接触大量国外的研究资料，他意识到自己的学识还不够，国内的研究方法和教育方式还不够好，出国深造的想法开始萌芽。
这个机会终于在1985年等来了。当时美国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专门拨款成立一个基金来资助那些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出国深造，那时已是所长助理的乔依德被推荐去面试。“当时老外要一个个面谈，面试完的第二天早上到办公室的时候，我被选中的消息就传开了。”乔依德回忆道。选中之后，他还参加了托福和GRE的考试，在全国第一批十几个候选人中，他两项成绩均名列第一，如愿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MPA）。
1987年，在哈佛读了两年书之后，乔依德就职于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9年，他开始在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波士顿分行实习。1993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第一年，乔依德有机会回到上海，当时整个上海都在大兴土木，他敏锐地看到国内经济发展的起步态势，决心寻找机会回国。“到底以怎样的身份回国，当时我也不是很清楚，后来我自费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刚好在一个保险公司的会上认识了纽约人寿国际公司的人，对方表示已经拿到在上海开代表处的执照，我就表达自己想回国发展的意愿，面试了两轮之后，被选中回国做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乔依德说道。
2002年，就在中国入世后不久，乔依德所带领的团队经过6年的坚持和努力，使得纽约人寿国际公司顺利在中国拿到了开业牌照。3年之后，乔依德重归研究之路，担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虽然中间一段时间脱离了学术研究，但是在商业机构的工作也让我更了解现代企业运营的情况，也便于基金会跟国外的一些金融机构建立研究和合作关系，”乔依德说，“现在基金会每月都会邀请知名学者参加研讨会和沙龙，同时也接受很多企业的赞助和捐赠，相比于在商业机构工作，现在的工作环境更为单纯简单，与各方面的关系都是从公益和学术的角度出发。”
从研究特区到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被认为是中国在建立深圳特区和加入WTO之后的第三个开放的里程碑。而乔依德和这三次里程碑式的开放都有过亲密接触：1984年在上海社科院研究特区经济；2000年左右，作为美国在华商会的一项活动，与一些美国在华公司的代表一起去美国国会游说，帮助中国加入WTO； 2013年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作为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乔依德也将这次突破性的变革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在乔依德看来，深圳特区的建立和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冥冥之中早有联系。上世纪80年代，乔依德在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所主要研究港澳经济和特区经济。当时社科院的党委书记洪泽是时任广东省省长梁灵光的入党介绍人，他身体较虚弱，梁灵光邀请他去深圳避寒，作为上海市委委员的洪泽去跟当时的市委书记陈国栋请假，陈国栋同意了，并让他去看看深圳特区建设，回来写个报告。所里就让乔依德陪同他一起前往，在做准备时，听说邓小平正在特区访问。一周以后，他们跟随梁灵光循着邓小平原路访问了一遍。回来后，乔依德便负责把这次的见闻写成报告。为了方便乔依德写报告，洪泽把在市委开会的内容透露给了他：“当时邓小平来上海的时候，陈国栋要求中央给上海一些优惠政策，邓小平说这个口子不能开，这是毛主席定的。”所以在乔依德看来，邓小平文选中“我们的改革犯了个错误，就是没有开放上海”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谦词。
“因为这些经历，所以谈到此次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我的体会可能还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乔依德对《陆家嘴》记者说。
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乔依德认为它透露出中国经济决策的四个重要动向：
第一，三十年前的上海已是中国经济的重镇，GDP是全国的七分之一，财政收入是全国的六分之一，当时没有选择开放上海就是怕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看来还是不够自信。而三十年后开始从上海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做起，来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恰恰说明了新一届政府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信心；第二，自贸区是经济发展到关键时刻即经济转型时期来推动的，它的意义不是单纯的招商引资，更重要的是推动经济转型。一直以来，我国经济在第三产业上的发展都不尽如人意，此次自贸区将借助金融、贸易、文化等多领域的开放来推动服务业的发展；第三，这次自贸区不是单单通过一个行政命令或领导人讲话来推动的，而是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试验区内调整实施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审批等四部法律的有关规定，这种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是依法治国的新进展；第四，这次自贸区的成立表明中国经济将在更高层次上融入经济全球化。以往我们是通过产业链末端的加工贸易在产业全球化中抓住了一些机会，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更强调的是游戏规则，包括美国倡导的TPP协议都要求在更高层次上融入全球经济，此次自贸区将尽可能在规则上与国际接轨，并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和解决问题。
“一直以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虽然不令人满意，但是进展不小，建设上的不成功，有很多原因并不在上海，上海没有金融决策权是主要原因，这次自贸区对上海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次机会。自贸区将会成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抓手。”乔依德认为，上海自贸区应该像香港一样，建设成一个离岸金融市场，这样很多事情便能理顺。
“这次开放的主要对象是服务业，这里面当然包括贸易和金融。不同于贸易中的实物，资金流动是无形的，如何做到区内区外的隔离，又要有一定的通道，这会是最大的难点。”乔依德认为。
“在自贸区里，金融创新开放中一个关键点是建立分账管理制度。因为现在对自贸区金融开放方面的担心主要集中在，未来区内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之后，很多资金进入区内，会对中国经济有所冲击。”乔依德认为这其中有一些误解：此次自贸区有个主流思路“一线开放，二线管住”，“一线”是指国境线，“二线”是指区内区外分界线，也就是自贸区的空间分界线，无形的资金在“二线”间即区内外的管理确实存在难度，但是仍然有管理的办法——即分账管理，通过在岸和离岸资金分账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区内的金融机构，如同美国的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ies（简称IBFs）和日本的Japan Offshore Market（简称JOM）。
1981年，美联储批准美国境内银行、储蓄机构和国际条例公司建立IBFs，在本土从事“离岸美元”业务。IBFs并非特设的业务机构，它是一套专门处理非居民间存、放款业务的资产负债账户，这个离岸账户会与国内美元账户严格分开管理。1986年，日本也效仿美国建立了离岸金融市场JOM。乔依德认为我们可以学习这些先例，对区内外资金做到有效监管。“只要把机制设计好，对金融机构开放的力度可以更大胆一些。”
“有人误认为这种分账管理会限制资金流到境内区外，不能起到带动整体经济的作用，我认为这次自贸区设立的本质是制度创新，并不期望自贸区去带动经济，而是通过这块试验田来观察如果存贷款利率开放、资本账户开放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便于我们积累经验。而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分账管理大方向是账户隔离，但并不是绝对不能流通，可以有限渗透，比如设定一个有限额，每天只允许5%或10%的额度从离岸账户到在岸账户。”乔依德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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