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报记者 何苍
在与港下村隔湾相望的盐墩村口的一间红砖屋的正对路口的那面墙壁上，刷着一条醒目的标语：女孩男孩一样好。只要是打路上经过的人，都没有办法不注意到这句话。
正如为增加人们保护弱者的意识才设立诸如“妇女节”、“国际儿童节”、“国际残疾人日”等特殊日期一样，这条标语的存在也显然表明此地不重生女重生男。
那么，到底重到什么程度呢？或许从林阿姨的这句话中可以感知到：“没有儿子就生到死。”
林阿姨并不姓林，只是夫家姓林，她自己的姓我还没能问出来。她是一个寡妇，带着3个孩子，前两个都是女儿，第3个生了个儿子，就没再生了。男人出事后，因为儿子不乐意，她也没再嫁。
在这村里，像这样“N个姐姐+1个弟弟”的情况非常常见。路上随处都能遇到怀里抱着小儿子、牵着略大一些的女儿行走的母亲，有时后面还跟着一个更大的女儿。周阿姨对我说：“在我们这里，就算你有10个女儿，要是没有儿子，跟人家吵架都吵不赢。因为人家会骂你没儿子。”
这里的人们如此渴望男孩，自然有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现实考虑的原因，但也不能忽视社会环境、舆论压力与人们的心理上固持的观念相互作用、相互巩固而形成的推动力。在周遭环境与众口铄金的压力下，渔村的妇女们只剩下一个念头：一定要生个儿子。至于“女孩男孩一样好”这样光有论点没有论据或者说根本没必要去证明的标语，无论是空话、废话还是实话，都显得苍白无力。
可是，妇女们也都明白，生了儿子之后带来的不是充实的幸福，而是满满的忧虑。“没有儿子就生到死，有了儿子就要操心到死喽。”林阿姨一边洗着小儿子玉伟的衬衫和短裤，一边抬头看着我说。
的确如此，吃饭穿衣上学校、买地盖楼娶媳妇，样样都要管，事事都要操心。
这里的女孩一般上到初中就结束学业，出外打工以补贴家用，像林阿姨17岁的大女儿林玉菊，上到初二就辍学了，去了文昌一家加工罗非鱼的工厂打工，每月都给家里寄钱。二女儿林玉影正在万宁上初二，平时住在学校里，周末回来时就能帮林阿姨分担不少家务。而12岁的玉伟则除了上学就是吃饭和玩闹。
最让林阿姨忧心的事情有两件，一是玉伟学习不好。她希望他能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另一件就是帮玉伟买地盖楼。“没有房子就讨不到老婆。如果玉菊和玉影能帮我多一点就好了。”林阿姨一说起这事，脸上的愁色就会格外明显。
一般来说，在这村里买地盖楼总共需要花费40万左右，对这林阿姨来说的确是笔巨款。现在她带着玉伟住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这是村委会为照顾孤儿寡母、以“交两年房租住4年”的形式租给她的。因为亡夫还有4个兄弟，挤在港上村的两间房子里，小叔子成家时她就带着孩子们搬回了娘家所在的港下村租房居住。房里摆了一横一竖两张床，平时她和玉伟一人睡一张，玉影回来的时候她就带玉伟睡一张。洗澡是借邻居家的洗澡间用。这就怪不得她总是发愁着要替玉伟盖楼。
但令人费解的是，她完全把这件事情当成了她自己——或许还要加上玉菊和玉影两姐妹——的职责。事实上，如果真的考上大学走出渔村，毕业之后再找一份不错的工作，那玉伟自己完全有能力来做这件事。更何况，说不定到那个时候玉伟已经不需要在这渔村里盖房子了。而就算玉伟学习不好，也总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与挣钱的手段，为什么林阿姨在考虑这样一件重要事情时，完全忽视了玉伟自身的力量呢？
我向她表达这些疑惑，她似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愣了一会儿之后开始说其他话题，但时不时又会扯回来。从她断断续续、信马由缰的叙述中，我大致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她心里，生了儿子，就要为他操劳一世，自己、包括自己的女儿们，都要为这个男孩无条件付出，让他有饭吃、有衣穿、有学上、有房子娶媳妇。至于儿子自己将来是否有生存能力、如何谋生则不在她考虑的范围内。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渔村重儿的情结根深蒂固，短期内难以改变，想要一个儿子也无可厚非。但是，生下男孩之后如果用这样“包揽一世”的心态来养育，实在令人忧虑。
更堪忧的是，如林阿姨这般心态与作为的父母，在这个渔村里还有很多；而像这样的村庄，在中国还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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