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龙
背倚着西汉五陵塬，汉惠帝安陵正南几公里，一处工地已经围起了围墙，冯仑将在这里投资建设他理想中的城市形态——立体城市。
这一项目广受关注，几乎自诞生起就映射了西安“动”与“滞”种种冲突的缩影：尽管项目划定在文物保护紫线外，但文物保护区周边是否适合建设高层建筑？文化氛围是否协调？建设过程中发现新的文物遗址怎么办？种种民间非议、舆论报道不绝于耳。
10月10日，“西咸·立体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在文物专家和城市规划、建设者的共同讨论下，试图排除关于立体城市的种种文化冲突，厘清新的发展思路。
顶着十三朝古都、历史文化名城的帽子，西安有关历史保护与发展之间的争议、矛盾、较量以及理念冲突，在过去三十年间从无一刻停歇。在与会者看来，新思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西安经过几十年的“动”、“滞”的较量后，真正实现了向前看的理念突破——跳出过去“十三朝古都”的单一帽子，开始把当下作为建设新丝绸之路起点的开端。
遗址
不了解西安的人，往往只看到这座城市曾经的荣耀历史和文化积淀，他们认为这些是宝贵的财富，却很少能够理解西安的苦衷和为此付出的代价。
西安，十三朝古都，拥有周秦汉唐四大古都宫城遗址，但到近代，除了大小雁塔、明城墙等少数建筑物，大多数古代土木建筑都已随历代战乱而掩埋于地下，成为文物部门所定义的遗址保护区。
解放后，西安实际上是从明城墙内的老城区发展起来的城市，长安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王圣学说：“新中国成立时西安市区人口只有39万，建成区面积只有14平方公里，此后才有巨大的城市建设规模。”
1953年春天，两院院士周干峙第一次前往西安，负责编制西安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在当时，尽管有大量的遗址需要保护，但是，“最紧迫的任务是安排好将要建设的大型企业，以便抓紧设计、施工。当时属于苏联援建的项目有15个，还有国家在西安建设的大项目6个，另外，地方工业也有要新建扩建的企业，这些企业都要安排好。”周干峙后来如此回溯当时的情景——“矛盾错综复杂”。
最终，这项规划对西安的大量文物古迹，只表现在注重文物主体保护，而对文物遗址、古建筑周围环境协调等方面注意不够。如大明宫仅保留了整个遗址的20%，既让文物遗迹受损，也对规划修改造成困难。
可即便如此，许多大型工业项目依然无法落地。1958年，工业部门曾计划在汉长安城遗址内建设一家飞机发动机厂，但最终在文物部门的强烈反对下另迁新址。上世纪70年代，西安市政府再次拒绝了中国二汽在汉长安城选址建厂的计划，最终，汉长安城遗址除一部分作为仓库仓储区外，均作为文物保护区，被保护下来。
到80年代，西安指定第二轮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性质为：保持古城风貌，以轻纺、机械工业为主，科学、文教、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此时的西安，一边修护着钟楼、城墙；一边向外扩张建设着开发区，引进国外一流的技术和外国资金。
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矛盾，愈发明显。西安市副市长段先念曾回忆说，“建设过程中每天都有建设和文物保护的矛盾。西安文物古迹有2944处，其中大遗址类文物点有700多处，全国性的文物保护单位有40多家，可以说遍地是文物。”
地处核心市区的大明宫遗址，因为不允许布局相关工商业产业，“棚户区”成为西安最大的尴尬。当地调研显示：仅以周秦汉唐四大都城遗址为例，就有100多个村庄、50多万人口，这些遗址区60年如一日，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农田、村落和棚户区。
王圣学说：“与许多城市不同的是，这些遗址基本位于市区，过去不能动、不能建，整个城市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理念冲突
与保护实体遗址相比，更深层次的冲突在于理念和文化层面。
在西安，文物部门的考古专家常常令政府“又爱又恨”——许多地方的整体规划和开发都需要获得文物专家们的参与和肯定，很多项目也常常因为他们的评估论证而受阻甚至取消。
考古专家高扬从事考古工作已有20多年，他曾主持过陕西当地多座陵墓的考古勘探。最近在参加一次论证会时，他对当地的一个大型游乐场项目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其中最大的原因并非项目与遗址实体重合，而是因为两者间的文化氛围不协调。
1995年，西安市召开四大遗址保护会议。一位西安市委党校的与会者回忆，“讨论起遗址区的保护现状，当时一些文物部门的老专家非常激动，要求西安市政府把这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买下来，对相关棚户区和单位拆迁安置后，闲置保护起来。”
据他回忆，这100多平方公里，包括遗址保护区，也包括一些非遗址的周边区域，时任西安市长崔林涛坦诚地说，这个钱，政府出不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说，多年来西安迟迟不肯为城区的一些地方申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一旦申报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边许多地方就要控制开发、控制建设，“后来国家文物局批了一些，但之后也没有真正按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来管理”。“我也理解这很困难”，她说，因为城市要发展，人民要生活，实际上文物部门也做出过一些让步。她有一次参加一处文化遗址申遗，“当时还带了几个世界遗产专家，实地一看，发现北边正在建三个高楼，只好放弃申请丝绸之路世界遗产”。
而据一位西安市的地方官员说，他所管辖的区域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近有几个村子需要拆迁，一测算，每个村子拆迁成本大概需要40亿，但按照文物保护规划，整个区域拆迁后去掉遗址区和控制区等禁止建设的区域，可利用的土地只剩下了了千亩，“实在不知道做什么产业能够做到资金平衡”。
更复杂的情况在于，文物遗址不断被发现的可能性。众所周知，现代的西安城几乎是在唐代长安城的版图上建起来的城市，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随时可能有新的高等级文物、遗址陆续被发现，这时往往需要项目建设方停工等待考古程序，产生财务成本。
高扬说，目前西安许多地方的规划建设，只能说把目前已知的文物遗址保护范围绕开了，但是在建设动土的过程中，还是随时可能有新的遗址和文物发现，如果有新的发现，则往往需要停下来进行考古勘探，发展商要承担许多成本。
而城市向西、向北扩张，则又进入秦咸阳城、汉长安城的遗址版图，再向北则是西汉十几座帝陵，“这还只是已知的，还有很多遗址的位置，现在不知道，也确定不了，比如周朝十一座王陵，现在一座都没有发现”，他说，考古工作是一项循序渐进的过程，文物保护和城市开发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向前看
不过，尽管冲突矛盾错综复杂，最核心的问题，可能并不在“物”的层面。
西安市规划委员会总规划师、全国历史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韩骥说，遗址保护和展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断探索的，“我在罗马学习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他们很多大楼底下都有几间房子是博物馆，为什么？底下发现文物，文物就在几间房子那里就地展示。”
更重要的是在理念上作出突破。在他看来，承担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使命的大西安，需要寻找新的城市定位内涵，进一步向前看。眼下，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而包括西安、西咸新区、咸阳在内的大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应该对国家战略迅速作出响应，更应该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发展理念。
建设立体城市是当地建设新丝绸之路起点，“向前看”理念下的一个行动突破。陕西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说：“在西安我们尊重历史，但我们这一代人要为祖先争光，要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拿到这来。我研究城市建设，冯仑提出来的立体城市，代表当代人对城市的理解的最高水平。放到现在这个地方，是符合古今辉映、承古开今的。”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侯卫东说：“立体城市是一种新的城市建设概念，是在当前建设与土地资源矛盾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的一种新的探索，它不仅仅是房地产，其中也包含理想主义的成分。新城发展一定要有准确定位，比如拉德方斯不仅没有占老城，而且成为了老城发展的一个新节点，使老城得到了升华。各种建设项目都应寻找到与文物古迹和谐相处的关节点，使其成为陕西乃至中国历史延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韩骥说：“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工业化以来，一直把13朝古都这个要素作为主要内容体现在城市规划上。丝绸之路当然也关注到，但是没有放到一个应有的地位。”
丝绸之路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西咸新区党工委书记王军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战略构想，是从国家外交、能源安全等方面考虑，特别是西部大开发进入新阶段后，新的以开放带开发的思路体现。”
他还表示：“我们已经提出新丝路、新起点，打造向西开放枢纽这样一个主题——通过具体四个载体和枢纽：一是依托空港新城，申报国家级航空城试验区，打造空中丝绸之路枢纽；第二个是依托丝路能源金融贸易中心建设，打造金融贸易枢纽；第三个是以沣西信息产业园为载体，打造向西开放的信息通道枢纽；第四个是以国际文教产业园为载体，在沣河西岸，建设文教产业园、丝路风情镇，打造向西开放文化教育交流的枢纽。”
“新丝路、新起点，体现的其实也就是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尊重历史、创造历史、古今辉映，”王军说，“我从来不赞成绝对不能动的观点。否则从周以后，长安城就不能建，西咸新区大部分地区一锹土都不能动。在历史故地上搞建设一定要慎之又慎，用敬畏的态度对待历史遗产。同时要在保护中建设，在建设中传承，让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互相映衬、交相辉映、承古开今，我们这代人要有抱负，要做出和古代东西辉映的东西。”
他说：“组建新区管委会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请省文物局做了大遗址保护紫线规划，这个紫线是有法律效力的，是不能动的，这说明我们是有情怀、负责任的。我们要尊重历史风貌，反过来，我们作为汉唐的传人，在保护之外，能做出新的贡献，让长安重新屹立于世界城市之林。”
（应采访对象要求，高扬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