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爱丽丝·门罗的小说
云也退
两年一评的曼布克国际奖，一般被认为授予那些年事已高、有世界级名声，却不太可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用高达60000英镑的奖金来安抚他们“冠盖满京华，独缺诺贝尔”的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说，2009年的曼布克国际奖得主爱丽丝·门罗被选为2013年度诺奖得主，绝对是个意外，就好像一个人先办了离休，后来又享受荣退待遇。
短篇小说，可以分这样两类，一类是你拿起来读了只言片语，就会在心里暗暗称赞“好小说，有才华”的，另一类，你读过三四页后能形成个判断：“嗯，这是写某个地方的小说”，“大概是讲个夫妻故事吧”，“得有一会儿才能读完”，诸如此类，你若愿意读下去，就要自觉地把电视里的肥皂剧调成静音，关掉群聊窗口，去厨房确认一下海鲜粥已经煮完熄火，然后捧起书本或阅读器蜷进沙发，之后的几十分钟里不再挪窝；否则，你一定重新坐回到电脑前，一边抠着脚趾，一边继续上传昨晚派对的现场照片。
门罗的小说，当然属于后者。她向读者索求很多：时间、耐心、视力。等到她把事情都交待完毕，可能故事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五分之四，你的注意力未必能维持这么久，但为了和女作家比拼耐心，也得坚持读下去。假如读过北欧小说，你会在门罗的小说里找到类似的景观：牧马、伐树、铲雪、月亮挂在冰封的湖面上……区别在于，加拿大的自杀率比瑞典低得多，所以生命在门罗的故事里一直是宝贵的。
因此，你若读不进去门罗的小说，就会认为它拖沓、传统；你读进去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会懂得审慎，懂得放慢步调的阅读，不是浪费时间。阿里·史密斯一言以蔽之：门罗的故事写的是“一种悲剧”，既谓“一种”，就有分析取样的意思。比如说，家破人亡是悲剧，走投无路是悲剧，而人活得好好的，心里却受着悲伤长期拉锯一样的折磨，痛苦指数不亚于一时半会的绝望，这就是“一种”。《温洛克悬崖》里，一个女孩遭到了这样的凌辱：自己脱了衣服，赤身裸体和某男吃饭，后来还给他大声读书。自始至终，某男没有动她一根手指，但女孩无法从“火辣辣刺骨的耻辱感”中走出来。事过了有很久，“这耻辱远远比当时剧烈了。不管怎么说，他都动过我了。”
把一种情感像剥洋葱一样分出层次来，是作家的长项。当你想到一个地广人稀的高纬度国家，想到那个曾被伏尔泰蔑称为“一大片雪地”的地方，想到这里的中产和准中产过着怎样一种从本质上来讲是单调的生活，你就更能理解，倘若一位作家不懂得解剖人的伤心，那干脆就什么小说都别写了。21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门罗是获奖理由最简单的一个，简单到谁都能轻松地把它翻译成自己的母语：“她是一位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一位契诃夫式的作家，门罗和契诃夫，两人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写的那些伤心的人，往往不是因为彻底失去了什么，搞砸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的人生被“动过”了一下。
门罗有一篇半自传体的小说，叫做《躺在苹果树下》，副标题是“1944年的那些下午”，主人公“我”的许多话，都是门罗对自己的忠实描述。那时的她喜欢两样东西：大自然和诗，它们来自童书作家L.M.蒙哥马利写给小姑娘的读物，蒙哥马利最擅长的，是描写“月光下白雪皑皑的原野”这类诗情画意的景象：“这些爱好似乎让我永远多愁善感，就好像我不小心让人看到了一角内裤。”那时的小城小镇里，男人被编入救世军，仍在随时等待参战，萌动的女孩子受到陈规旧俗约束，例如，女孩骑单车，就跟穿牛津鞋和莱尔丝袜一样，会因为形容不端招致鄙夷。不过，故事里的“我”不但骑车，还偷偷摸摸地与一个牧马男孩发生了恋情，孩子要真想做点出格的事，大人是难以管束的。
这是一个“地域作家”才能写出的小说。“地域”二字，不仅是指小说里的风景：山毛榉林里的小教堂，农舍的炊烟，雪地上留着牧马人和马蹄的足迹，废弃的雪松枝上挂着小动物的残骸，黄鼠狼、雪貂和水貂闯进人的地盘偷鸡摸狗……中国的乡土小说里，也不是没有自然风光，但是，在莫言之类中国作家的笔下，人的痛苦来自习俗、观念、政策、软硬暴力的制约与惩罚，因此，我们更习惯于《故事会》式耸人听闻的情节，对丰富的内心世界则往往麻木不觉。爱丽丝·门罗所写的正相反，她的“地域”是缓慢而平凡的，风景是绵延无限的，人的行动无法干预统一的海洋、蓝天与大地，只能用宽阔、深厚的内心去映照它们。读门罗的故事，你要思考剧中人的抉择：他们可以自由地做出抉择，而他们的痛苦也是来自自己的决定。
匮乏自由经验的读者，未必能品尝门罗所属意的伤心。不过，门罗语言的清晰流畅，还有她直接在小说里讲人生道理的习惯，可以对地域带来的距离感有所弥补。《太多欢乐》，写的是一位女数学家索菲，她起自底层，在奋斗的过程中，她做出了好几桩决定性的抉择，它们改变了索菲的人生轨迹，助她事业有成，给她带来了“太多欢乐”。然而索菲并不快乐，她伤心地回想起人生可能有的另一个样子。索菲死于急性肺炎，门罗写道：“许多人，没有学过数学的人，会把数学跟算术混为一谈，而认为它是一种干燥贫瘠的科学。但实际上，科学需要伟大的幻想。她直到很晚才学了身边的许多人早在孩提时代就理解的东西：没有巨大成就的人生也完全可能令人心满意足；它可以装满了让你精疲力竭的职业。为了在人群中表现快乐，去赢得舒适人生所需的一切，会让你远离无聊虚度，会让你在岁月将尽的时刻感到你所做的纯为取悦他人。不必折磨自己。”
小说家未必有高人一筹的见解，比爱丽丝·门罗小八岁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文学的一张活跃的名片，精通希腊神话，散文、文论、访谈、写诗，无所不能，跟她相比，门罗真的就像个平易近人的老太太，从未脱离过她所习惯的那个题材：一种地域下，一种生活里的一种悲伤。在形式上，她也守着最传统的短篇小说的写法，人物的身份和关系，往事回忆和当下叙事的夹杂，在距离结尾还有五分之一篇幅的地方发力，把故事推上高台，以一个训练有素的姿势跳下，激起小小的几朵浪花。惯读小说的人，也不会否认她的写作有自我重复的地方。
《纽约客》上曾有一篇短文，讲几位名作家是如何“避开打字机”的，门罗的做法是打扫屋子，她说，一旦搞起清洁工作，就会把注意力完全投入到每个可能有灰尘的细节里，暂时忘了写小说。没有贬低小说的意思，其实小说，乃至写作和阅读，不管再怎么先锋，都像扫地一样，属于世界上最保守的力量，像WiFi这样改变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技术，都不能改变一篇故事的发生学；我们也仍旧需要小说，因为我们仍然不甘心只活一辈子，我们依然会生，会死，会爱，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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