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640
2013-10-14
五条历史地理线
地缘政治，其来有自，《战国策》已有之。
策士们游走各国，活动在长江与黄河之间，围绕秦岭—淮河一线。这一线，是自然地理上的中国南北分界线，也是中华文明的中轴线，孔孟和老庄，都是这一线上的人物，汉唐两帝国，都在这一线上崛起，所谓“逐鹿中原”，就在这一线。
这一线，还是政治地理上的王朝生命线，控制这一线，就能建立王朝。秦汉以后，地缘政治空间往北，越过黄河，进入华北大平原，拓展了“龙门—碣石”一线，这条线是农牧分界线，也是帝国生命线，万里长城就分布在这一线，握住这一线，王朝就能成长为帝国，丢了这一线，王朝就窝在中原难以进展。农牧文明在此融合，一旦成熟，就能生长帝国。
跨越长城，往西北去，有阴山—天山一线，这一线，是帝国边际线，汉唐盛世，也有翻过帕米尔高原，驰骋中亚之时，但总体上，还是“不教胡马度阴山”，地缘政治未能超越这一线。
回到中原，我们往南看，还有一条线，便是江南及长江流域一线，这是王朝中国的底线，守住这条底线，还有个南北朝的局面，使王朝得以安生，丢了这条线，异族就能入主中原。
从江南南下，至东南沿海，还有“下西洋”一线。这一线，是中国海权线和海外贸易线，中国近代史就在这一线上开端，由沿海一线发动，江南一线推进，两条线合力，为共和国接生。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大视野，是从古代到近代形成的地缘政治大势。
关于地缘政治，明末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将经国之略，用兵之术，钱粮之用，放在山川形势、国土区划及其历史沿革中来考察，但两者体例不同。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天下郡国利病书》属于资料长编性质，并非系统著述，长于对国计民生考察，“实一种政治地理学也”，或称“历史的政治地理而已”，而《读史方舆纪要》则着重于军事，“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序所言，深有隐痛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亦认为，《读史方舆纪要》“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
此二书者，以地理为经，历史为纬，自成一文化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然其所谓地理，尚囿于本土两河流域，所言海域，不过南洋、东瀛而已。近代，海域大开，列强西来，取代游牧民族，环伺中国，亦商亦战，游弋“中国海”，以制海权，立通商口岸，国人地缘政治视野，遂转向海域。
破了文化底线
魏源有了新的地缘政治著作——《海国图志》。
其视野，焦点已非中原，而在海疆，从广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天津，沿海这一线，成了近代中国的生命线。传统天下观，尽管很少有过海洋抱负，但也向这一线倾斜了。学者的抱负，由西北边疆史地，转向海国志，从魏源开始。“海国”，乃相对于中国而言，中国之外，都是海国。“海国”的提出，是天下观的新发展，将天下分为中国和海国，天朝居中国，四夷居海国，所以《海国图志》里面没有中国，以示天朝不与四夷为伍。在《海国图志》里，言及外国，皆一“夷”以蔽之。除《海国图志》，魏源还著有《圣武记》，魏这两本代表作，或述本朝以“圣武”经营中国，或言当下，欲以天朝“圣武”经营海国。
这两本书，加上他那套《皇朝经世文编》，而成一帝王学体系。在帝王学里，制夷，与其说是爱国主义，而毋宁说是王权主义。
魏源的《海国图志》扩充了天下观，尽可能搜罗海国，把它们都搬到天下观里去，治国平天下的视野，从西北边疆转向东南沿海，由此而发展出一套新天下观——以经营海国为目标的天下观，其经营之道，除了攻夷、治夷、制夷，此外，他喊出了新的口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海国图志》初问世，好评如潮，郭嵩焘称赞它可以“考览形势，通知洋情，以为应敌制胜之资”。后来，批评渐起，对于“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冯桂芬以为是“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欲以战国视诸夷”，“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不过，他对“师夷长技以制夷”，还算满意。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口号，一经喊出，就获得一片喝彩声。本来，我国素有尊师传统，奉为师，当以师道尊之。即使对于夷，亦要不失一个诚字，既为师，便非夷，焉能以师为夷？
此前，从未有人讲过“师夷”，魏源这么一说，晚清便奉为国策。可西方人会怎样看呢？1847年9月，在广州的《中国丛报》上有篇文章，将这句话解释为：“首先拜他们为师，然后仇恨他们，消灭他们，以此作为由于学习了人家而进步的酬劳。这真是一种对教育的特种报酬。”这样说来，似有无限伤心，可这么一说，也就说透了中国的王权主义。
“师夷”说，迎合了举国上下同仇敌忾，面对强敌却又无可奈何的人心，因而一纸风行。言出如箭，不可乱发，连这样的话都说了，价值观也就成了兵法，凡事都可以兵不厌诈。
要“师夷”，就要取消华夷之辨；要华夷之辨，还要“师夷”，就会破了师道。魏源两者都要，他把矛盾放在这句口号里，只管有用，不问原则，两条原则，在一个口号里打架，而生机会主义。其后果很严重，以机会主义立人，做人的底线就破了；以机会主义立国，治国的底线也破了。
以文化立人立国，原本崇尚“天地君亲师”，师道破了，文化也就破了。
想做老大的兵法
落后不一定会挨打，落后还要做老大，肯定要挨打。为了当老大，而“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更要挨打。
事实已经证明，自《海国图志》问世以来，有志之士、有识之士，皆奉“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经世之国策，结果，一次又一次挨打，而且一次比一次挨得更为沉重。
两次鸦片战争，第一次是英国一国打，第二次是英、法两国打，义和团招来八国联军打，打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西太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了。
魏氏《海国图志》，多言兵事，满纸纵横言，以海国兵法自居。
传统兵法，有《武经七书》，都是逐鹿中原的兵法，面对海域，就无所适从。而《海国图志》，则针对海国纷至，起而应战，是一部以海国为对象的天下观里的新兵法。故其书之《原叙》云：“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氏抱负很大，口气不小，然亦有自知之明，云：“然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以此兵法，应对英国的挑战，不一定就能赢，因为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有“兵本”，他称之为“无形之兵也”，那是指综合国力。
魏氏“筹海”，主张以“守”为主，所以，开篇就说：“自夷变以来，帷幄所擘画，疆场所经营，非战即款，非款即战，未有专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以守为战，而后外夷服我调度，是谓以夷攻夷；以守为款，而后外夷范我驰驱，是谓以夷款夷。”
“款”，就是议和，当时舆论，非战即和，清王朝难以自处。
而魏氏却从战与和的夹缝里，提出一个“守”字，以为根本之策。其“自守之策”有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二曰，调客兵不如练士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真是口气大而主张小，原来不过是收缩式防守！连生存空间和防御纵深都不讲，还谈什么“守”！
论海防，应先守外洋，次守海口，再守内河，形成纵深防御体系，才谈得上“守”。弃外洋不守，沿海各口岸如何守？沿海各口一旦失守，靠内河防守，那已是国土沦丧，鱼烂河决了，何守之有！进入海国时代，不懂制海权，不言建海军，只知练水勇，还有何“兵机”可言？
其实，魏源亦知当守外洋，守沿海，然其本末倒置，以下策为上策者，乃不得已也。他以为，与其空言守外洋，守沿海，而望洋兴叹，何如引入内河一战？据此而言，尚可理解。但魏氏以守内河为国策，其所据，无非“观于安南（越南）两次创夷，片帆不返，皆诱其深入内河，而后大创之”，由此断言“欲奏奇功，断无舍内河而御大洋之理”。安南大捷，一说而已，其结局，则如众所知，还是以亡国了事。
想做老大，却以龟缩于内河策自守，实在说不过去，于是，魏氏又提出“攻夷之策”二：“曰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亦一厢之论。“夷”以利为本，不卖国，如何能“调夷”？以汉朝之强盛，尚不能调动大月氏，更何况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病入膏肓的晚清之时？
“调夷”是可爱的，然“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何？曰：卖国而已。《海国图志》于1851年随走私货舶至日本，此后即为日本读书界所关注。
佐久间象山，从心学转向兰学，崇拜陆象山，这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继承了山鹿流兵法，培养了吉田松阴。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同时，他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相比之下，魏源以兵家眼光，环视列强，难免心慌，而佐久间象山则具有更为深邃的文明眼光。“以夷制夷”、“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乃中世纪羁糜术，难言外交，充其量，不过纵横家言。我们读《海国图志》，有一种“用计至此，气数已尽”的强烈感受。“以夷制夷”，无实力可言；“以夷攻夷”，无道德可讲；“以夷款夷”，没有国际法观念，以天朝自居，到头来，还得靠夷。
据说，佐久间象山和吉田松阴都读了《海国图志》，他们究竟从《海国图志》里读出了什么？现在很难说。但我们确信，他们对于西学和西方的了解，是无需通过《海国图志》来启蒙的，说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从《海国图志》里受到启发，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海国图志》的宗旨是以天朝自居的所谓“制夷”，而明治维新运动则从“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出发，走向了“脱亚入欧”。
因此，他们不可能从《海国图志》里读出明治维新，倒是有可能读出“征韩论”，晚清已衰，如“黔之驴”，吉田等人读《海国图志》并非学习，而是窥视，窥视之后，欲以“征韩论”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