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民国二十年（1931年），神州大地，流年不利。
但43岁的宁波商人刘鸿生起初相信，这会是大展宏图的一年。元旦前几天，他以总经理身份，代表数月前重组成立，坐拥近200万元资本的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首度出手，收购汉口燮昌火柴厂，后者曾为中国最大的火柴企业。
此时，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刚满三年，全国政局初见稳定，日后以“火柴大王”之声名风靡海内的刘鸿生，跟大多数身处通商大埠的同仁们一样，对新政权期望甚高，决心大干快上。
他们没有想到，天灾与外患交织而成的一次严重经济衰退，即将袭来，而日益对外开放的沿海沿江各省市场，首当其冲。
厄运连连
汉口燮昌火柴厂1897年由刘鸿生的两位宁波老乡——“沪上五金大王”叶澄衷与“汉口头号商人”宋炜臣联袂创办，经营已逾30年，20世纪初即年产火柴过亿盒。但负责主持的宋炜臣1926年去世前后，该厂已陷于不景气。
刘鸿生早年做“煤老板”和“船老大”起家（一战期间租船自秦皇岛装运开滦煤到沪销售，赚银百余万两），1920年涉足实业，在苏州创设华商鸿生火柴无限公司，12万元总股本中他出资9万元，为最大股东。1930年下半年，为避免同业恶性竞争，刘说服设在上海和镇江的荧昌、中华两家火柴厂，与苏州鸿生厂三合为一，成立总股本191万元的大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他出任总经理。
天有不测之风云。1931年7月，长江突发百年不遇大洪水，华中工业及贸易重镇武汉三镇被淹超过100天，百业停顿，刘鸿生从昔日竞争对手那里收购回来的厂房机器，自然没来得及完成重整投入生产。下游的九江、芜湖、南京、扬州等主要商埠亦未能幸免，损失惨重。同时，江苏、安徽两省持续大雨，淮河及大运河水位暴涨，大片农田受灾之外，津浦线铁路（天津—南京浦口，今京沪线长江以北段）也与平汉线（今京广线北段）一样“断路”。
江淮地区受灾八省（苏、皖、鄂、湘、赣、浙、豫、鲁），为全国农业及工商业精华所在。据统计，八省受灾耕地面积约1.4亿亩，农户850余万户，农产品损失4.5亿元以上，灾区农村经济形同破产。再加上水陆交通动脉瘫痪，货物进出无期，对刚刚从军阀混战走出来，正待恢复元气的中国经济打击之大，可想而知。
屋漏偏逢连夜雨。7～9月间的江淮大水尚未完全消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天然工矿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东北三省，极短时间里全境陷于日寇之手，本已步履艰难的国家近代工业化进程，痛折一臂。
厄运还没有完。1932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中日军队在上海闹市区激战，除军民死伤过万外，战区工商业及居民的直接间接损失，高达14.8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收入6.19亿元的两倍多。作为中国金融和经济中心的上海，因战火足足停市3个月，由此造成的全面损失，更加难以计数。
“一·二八”战火还导致一个严重后果：南京国民政府头一次被迫宣布“债信破产”。原因是几年来发行的政府公债数额巨大，每年需偿付本息不下2亿元，而当时南京政府实际年收入不过3亿～4亿元，还要应付外债及各项军政开支，可谓捉襟见肘。上海战事发生后，债券价格暴跌，财政立马周转不灵。财政部长宋子文不得不于2月中旬以“国难当头，税收奇绌，财政紧迫”为由，向银行公会等团体提出“减债办法草案”，主旨是减低原定利息，推迟还本期限。
共赴国难
除了突如其来的天灾与兵火外，1931年前后中国经济走向低迷，还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大气候：1929年源自美国，随后席卷全世界的“大萧条”。
以近代民营工业中地位举足轻重的生丝业为例：20世纪20年代，缫丝工业中心上海和无锡，经历了一轮投资大增、产销两旺的繁荣时期。但30年代初，“大萧条”令国际生丝贸易低落，日本丝厂又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大举截击华资丝业，1930年以后，上海、无锡数以百计的丝厂产销急剧下降，普遍遭遇亏损，中小丝厂屡屡停工倒闭，只有少数大企业能勉力维持。
面对经济不景气与工商界困境，坐上江山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为稳定大局计，当然不能袖手旁观。
1930年，作为“政府特许国际汇兑银行”的中国银行（总部已由北京迁至上海），召集无锡永泰、上海瑞伦等四家当年规模最大、产品最优的丝厂，增资10万两白银，改组成立通运生丝贸易公司，专门负责股东丝厂产品海外运销，所售生丝利润往往比其他同业要高。据时人回忆，“生丝不通过洋行，自己直接销售，在当时的中国，还只此一家”。
1931年2月，丝价突然大泻且持续走低，向银钱业借款（通常以丝、蚕抵押）总额达3000万元的上海各缫丝厂，资金链发生问题，连累银钱业本身也出现了周转困难，金融危机一触即发。丝厂及银钱公会紧急向国民政府求助。政府为免发生连锁反应，批准发行“江浙丝业公债”800万元，其中600万元指定贷给各丝厂以渡过难关。后来，因厂商日子艰难，财政部干脆一纸文告，让这笔债款不了了之。
刘鸿生的大中华收购汉口燮昌火柴厂后数日，即1931年元旦，国民政府在全国实行“裁厘”，即各省取消货物流通税，负责征收内地税的数十处“常关”（与征进出口税的海关相对）也陆续撤销。据财政部统计，“裁厘”后政府每年减少税收9936万元，约占常年岁入的四分之一。虽然不少省市因地方财政来源大减而屡有怨言，实际执行亦不能彻底，但苦于苛捐杂税繁多的商人们额手称庆，舆论则赞许说“这一改良效果之好，大大超出预料之外”。
同年五六月间，国民政府实业部先后颁布《小工业及手工业奖励规则》《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规定“凡出品优良者，给予奖金、奖励、奖章以及匾额”，对于工业上的物品或方法首先发明者，给予5年到10年的专利以资奖励。
也许正因为新政权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恤商情、保增长”的姿态，对民间资本管制较松，并确有励精图治的诸多举措，尽管滔天洪水与外敌入侵接踵而至，但刘鸿生等一批正当壮年的新锐实业家，投资信心仍在。
守望相助
继收购汉口燮昌火柴厂后，刘鸿生马不停蹄，自1931年1月起，九江裕生、芜湖大昌、扬州耀扬等火柴厂先后并入大中华，公司又投资兴办梗片厂，自制火柴杆。由于同业合并，竞争减弱，火柴售价得以上涨，大中华开始赚钱了。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发生，国内抵制日货运动高涨，一度占据中国火柴市场半壁江山的在华日资厂（实由瑞典火柴业巨头控制）大受打压，大中华公司乘机赶上，年盈利超过40万元，继续大手笔扩张投资。
1931年11月，刘鸿生还得到民营金融家陈光甫之助，以新建的企业大楼作抵押，向其麾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下称上海银行）借款100万元，开办中国企业银行，由商贸、实业转而试水金融业。
跟刘鸿生一样逆势而动的，还有“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无锡荣氏家族。
1931年4月，荣氏集团旗下的申新九厂在上海开工。它最早的前身，是半个世纪前李鸿章创建的中国第一家机器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历经风雨后改名三新纱厂，有近7万枚纱锭和上千台布机，荣家老大荣宗敬以低价收购其全部厂房设备，改头换面，重新投产。
10月份，荣家又斥资340万两银子，收买上海厚生纱厂，更名申新六厂。前者原是拥有纱锭73000多枚，织机近千台的大厂，刚刚因市场不景气及经营不善于1930年底停业。
曾在四年前“宁汉分立”的关键时刻，发动江浙商界出钱支持蒋介石“上位”的陈光甫（详见本报2013年9月2日D8版《宁汉分合看“献金”》），那段动荡的日子里也没闲着。
1931年江淮大水，几乎让上海银行遭遇灭顶之灾。当年9月，洪水将退未退之际，市场上突然风传该行汉口分行作为贷款抵押的大量食盐受淹，损失数百万元，又称其总行在公债和黄金投机上亏本1000万元，一时引发上海、南京两地分行储户恐慌性挤提风波，十余天内取款4400万元，占上海银行存款总额三成半。
如果不是陈光甫以中国银行常务董事身份，紧急请求多年老友、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出手相助，后者及时提供了足够的信用保证及现银支持，上海银行怕这一关也过不了。
但性格坚韧的陈光甫，从危机中发现商机。挤提风波结束不到两个月，上海银行即出资20万元，联手商务印书馆、无锡荣宗敬、英商太古洋行及伦敦数家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总股本50万元的中外合资宝丰保险有限公司，专营水火保险，陈光甫以大股东身份出任总经理。
陈光甫的另一创举，是1931年春天，促成上海银行与华洋义赈会（民国期间中外人士合办的最大民间慈善组织）订立合同，向河北农村合作社贷款2万元（后增至5万元），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城市金融资本流入农村之始。到了1933年1月，上海银行设立农村合作贷款部，当年放款超过100万元，1935年更增至600万元以上。
这几百万元的农村贷款，与1931年江淮大水中八省农户数亿元计的重大损失相比，连杯水车薪都未必算得上，但毕竟挤开了一条缝。想想七八十年后，为满足乡镇民间的资金饥渴，仍然有人要铤而走险，“非法集资”，以至遭遇牢狱之灾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就能掂量出陈光甫及上海银行当初决策的勇气和分量了。
曾参考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王方中编《中国经济史编年记事1842—1949年》。主题图选自刘香成等编《上海1842—2010：一座伟大城市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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