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剑
在当代工业文明的强势推进之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曾经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决定着全球历史的走向。随着工业力量的崛起，在这个星球上，这两种文明的荣光从此暗淡下去，但历史的记忆却依旧清晰。日本著名蒙古史学者杉山正明就为我们重新描绘了曾被误解与忽视的游牧文明顶峰时代——蒙古时代。
游牧生态与周期性崛起
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环境下，游牧力量基本上总会遵循与自然环境变迁同步的节奏。在短时段内，他们会逐水草而居，在各片草场之间循环往复；而在长时段的历史中，由于受到地理气候环境变迁的影响，寒冷气候往往会驱使着一批批游牧力量南迁，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与南方政权的对抗局面，而世界历史上游牧政权的周期性崛起局面，也正是这种长时段变迁的产物。
而在这些周期性崛起的游牧力量当中，“在长期以来作为人类活动主要舞台的欧亚历史上，作为一个极为罕见的例外，有一个覆盖欧亚中央区块的史料之云可以化晴，可以从文献上头以另一个整合性视野来眺望东西方世界的时代。那就是蒙古时代”。当然，这种认识并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确立在严谨、扎实的东西方文献研究基础之上的。在作者看来，这个时代不管对于东方还是西方世界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独特的契机与卓绝的天才共同成就了这段游牧力量的黄金岁月。“他们以成吉思汗及其血胤为共主，在极为短暂的岁月里，就扫荡欧亚大陆急速扩张。然后，在13世纪末，实现了人类史上最大的版图。蒙古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一直处在世界与时代的中心，为欧亚历史走向奠定转变方向之后，就与长期以来的天变地异同时倾颓，急速退出世界史的舞台。”在这之后，蒙古游牧力量除了继续保有蒙古高原这一区域之外，其他地区逐渐被后来兴起的欧亚各大帝国所占据。
复合型政体与流动治理
蒙古游牧力量在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周期性崛起，它所凭借的并不仅仅是马背上的军事力量，而是更依靠在政治治理方面的智慧。
纵观中国历史，时常可以发现诸多在北方建立起政权的游牧王朝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辽金更替更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例子。游牧力量在建立稳定政治秩序方面的经验欠缺，常常令其在军事余威散尽之后，即陷入分崩离析当中。可以说，在蒙古时代之前，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近乎涵盖整个欧亚，同时又带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庞大帝国。而同时，这个庞大帝国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了内部秩序的稳定，并成功地形塑起一个庞大帝国的规模与制度。
一方面，正如作者所言，“以1260年左右为界，蒙古帝国开始变身成为一个，在其内侧背负种种对立的同时，大可汗的中央政权外有几个复数政治权力核心的一种松散、多元复合的联邦国家。蒙古自身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然后，欧亚世界也被导向一个以多极化的蒙古为中心，各自的区域、国家、集团的自他区别开始觉醒，进而活动并互相提携的新时代。那是人类史上未曾明确经历过的时代，也就是说世界史大大地转向了”。可以说，从蒙古时代开始，历史就开始超越了单一的东方史和西方史的范畴，从而使欧亚大陆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整体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
而在另一方面，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领袖，尤其是忽必烈，更是成为蒙古国家秩序的创建者。“忽必烈新国家的基本构想，融合了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以及穆斯林商业力这三个连贯欧亚的历史传统基础。忽必烈政权一方面将草原军事力的优势作为支配的根源加以保持，一方面又部分地导入中华帝国的行政模式，以中华世界作为财富的根源来管理。然后，再利用穆斯林的商业网，创造出国家主导的超大规模通商、物流。”这种将中原与内亚在这一整体内维系起来的巨大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后世的明朝与清朝所继承，并成为奠定当代中国巨大版图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借助草原游牧“转场”的智慧，忽必烈创造性地为整个帝国营构了一个围绕着上都与大都这两个都城的“首都圈”，并在这个具有核心地位的区域内不时巡历，进而实现对这一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等相关领域的严密控制。与此同时，他又将这种“首都圈”向蒙古大帝国的外部扩展，使周边地区的王侯们也创造出类似形式的“迷你首都圈”，而通过这种方式，“复数的迷你首都圈与忽必烈自身的大型首都圈相连串的带状区块整体，扮演了联系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巨大支架的角色”。从而形成了蒙古帝国边缘向中心的整体性“朝圣”网络，并以此维系着整个蒙古帝国的内部与外部关系。
新的历史与新的定位
传统的中国史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蒙古时代所具有的诸多先进之处，但作者在书中却给予我们以新的定位。他一改诸多学者将明朝与元朝对立起来论述的看法，在书中将明朝看作是在理念上承继元朝，“看起来抗拒、否定蒙古遗产最激烈的明朝，虽然在表面上鼓吹汉族主义、中华主义，但其实在诸多层面都继承了大元汗国的许多模式。尤其是那超出中国本土的巨大帝国形式就明显是从大元汗国接收过来的”。有了这样一方面的认识，那么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清朝在继承明朝政治制度基础上，又着力于疆域的开拓，并将“西师”与“南巡”作为巩固帝业的标志性举动。
蒙古时代的位置不仅体现在中国史/东方史的层面上，也掩映在西方史当中。在西方历史中，蒙古人的入侵如同一道诅咒，令当时的欧洲贵族与后世的历史学家视作不祥之兆。但作者并不赞同这种看法。在他看来，蒙古人带给欧洲和西方的，与其说是全然的破坏，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秩序，这种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引导了西方的未来走向。
如今的历史已然是一部全球史，世界各地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与方式展开，这就激起我们对于全球流动最早时代的关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在现在的这个时间点上要再一次重新检视今日世界与欧亚历史时，蒙古时代及忽必烈国家所持有的意义，就大大地浮现出来”。蒙古的兵锋铁骑犹如当今的麦当劳与互联网，将破碎、混沌的整个欧亚大陆犁成一块彼此交流互通的沃土。在对过往历史的反思大潮中，重新找寻蒙古时代的印迹，并探究那个时代所带给东方的那些政治智慧，无疑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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