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强工会，高福利”的负面
南非的福利在其他方面也令人印象深刻。其特点是“强制储蓄”性质的缴费福利不多，主要的福利都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来自一般税收，“缴纳和回报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例如养老金，世界上有些国家是完全强制储蓄式的，老前缴费，老后支取。大多数国家则是多方统筹，例如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统筹，个人强制储蓄至少也是养老金的来源之一。而南非则是完全转移支付：个人老前无需缴费，老了之后由国家赡养，这种养老金覆盖了80%以上够年龄的老人，支付金额也不低：据说超过全国黑人每人收入中位数的两倍。
由于南非失业率很高，很多黑人家庭成为“啃老族”，据说全国三分之一的黑人家庭以长辈的养老金为“较重要”收入来源。如果不是由于艾滋病流行压低了黑人平均寿命，这个比例恐怕会更高。对于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老人，还另有“参战退伍军人补助”可领，最高可达每月1190兰特。据说白人政权时代参加过“边境战争”（1970年代前后种族隔离政权与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及其支持的黑人解放武装的战争）的退伍老兵后来也有这种待遇，非国大政府把当年自己“敌人”的这种待遇取消了，但当年参加“联合国军”与中国在朝鲜打过仗的仍然可以享受。
还有儿童抚养补助金，每月给270兰特给每个15岁以下的孩子，据2009年4月统计，有910万儿童受益。所以在南非，“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可以过得不错，单身年轻人如果失业就比较惨了，失业救济很低，而失业保险是南非很少几种强制储蓄式福利之一，缴费和受益都取决于在业时收入多少。低收入者如果失业，就几乎不能指望它。不过，由于住房福利等等按低收入标准给予的保障还是有的，自己弄点吃饭钱在通常情况下还不是很困难。
其他福利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如此高福利自然要求高税收。南非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最高为40％，企业所得税税率28％。还有增值税与资本收益税等，总体税负达到国内总收入的23.4％。负担很重，但相比高福利而言又不是最重的。那么，税率不是最重，赤字相对也不多，搞福利的钱哪里来呢？
第一是从削减军费中挤出来。旧南非因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而与世界为敌，尤其是与南部非洲各“前线国家”和黑人解放运动（不仅仅是南非的黑人解放运动）为敌，为此拥有强大的军队，装备精良，实力为非洲第一，还暗中发展核武器。新南非国际环境大改善，用不着这些了，因此一直在裁军，军费大幅下降。第二，旧南非国有经济比较强，能够提供利润。尽管种族隔离末期国企已经不景气，但是一部分国企还是盈利的，另一部分国企不盈利，但也可以通过私有化变现，用以支持财政。南非政府主要把钱花在老人、小孩、病人、住房等方面，至于工人的福利，强大的工会自然会压企业出钱。
所以南非企业的负担，其实不只是税收，对付工会也是个重要因素。而仅就企业税率来说，南非也有特点，那就是企业税主要按公司利润，而不是按营业额来征收。这特别打击了那些有效率的盈利企业，而保护了亏损企业。这种税法饱受诟病，被认为是损害效率的。南非之所以如此，据说是为了减少破产，保护就业。可见南非整个二次分配体系主要着眼于平等，却不怎么考虑效率；而二次分配力度又很大，对效率当然更会有影响。
通过种种办法，新南非的十多年间在经济总体上比较疲软的条件下，一方面大幅改善了穷人、主要是黑人的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总体稳定，没有出现一些欧洲福利国家那样大的债务窟窿。这应该是说非常了不起的。
南非与津巴布韦的对比更为鲜明。这两国最有可比性，不仅因为它们是邻国，而且津巴布韦过去与南非同样经历过种族主义的本土白人统治——只有“白人殖民者欺负黑人”模糊概念的一般中国人往往不明白，“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在非洲政治中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指白人宗主国的统治，后者指独立后本土白人的统治。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只是殖民地时期被白人宗主国统治过，独立后无论民主还是独裁就是黑人自己的事了。在非洲，黑人被本土白人统治过的，主要就是津巴布韦与南非两国。其可比性自然很强。
在白人统治时期，两国经济上同样相对发达，领先于南部非洲其他国家。政治上两国的白人统治者与黑人解放运动都曾跨国联手，关系非比寻常。加上两国黑人主要都是班图族系，一些部族（恩德贝莱人、文达人等）就是跨境而居，可以说基本上是同种同文。因此两国的境况被人们互相参照的程度几乎仅次于南北朝鲜、东西德国。但是两国黑人解放后的发展模式对照却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人说：大批津巴布韦难民涌入南非，是对非国大统治合法性的最大支持。哪怕你对非国大再不满，看到这些可怜的津巴布韦人，也会觉得不但曼德拉伟大，姆贝基乃至祖马也很了不起。
问题重重的南非人只要谈到津巴布韦，也是第一我们比他们民主自由，第二我们比他们繁荣富裕，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就连那些南非境内的津巴布韦籍贫苦劳工，尽管对南非人排斥外籍劳工很不满，但也不会称赞穆加贝——因为他们就是受不了穆加贝才逃到南非来的。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掩盖新南非面临的严峻挑战。
尽管“非洲的瑞典”要比“非洲的苏联”好得多，但是非洲毕竟不是欧洲。正如津巴布韦不可能通过斯大林式的手段搞成“强国”；在南非那样的经济条件下，让一个纳税人保障三个福利受益者，“非洲的瑞典”确实比欧洲的瑞典更不堪重负。南非的强工会、高福利体制虽然避免了阶级斗争失控，避免了津巴布韦式的“非洲苏联”选择，而且也不是南非目前的所有经济困局都可以归咎于它——例如在前述艾滋病问题上，工全会的主张其实比姆贝基政府的对策更合理——但是这种体制确实有明显的弊病，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非洲的瑞典”政策首先对投资和就业都有不小的抑制。2010年，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对全球1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调查，认为南非的金融市场成熟程度可排第二，存取资金的方便和融资成本都比较有利（第4名），交通基础设施可排第6，因为“奇迹”时代搞了很多“铁、公、机”，南非的基础设施被认为优于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和波兰，但落后于韩国和智利。不过这些设施已逐渐老旧，需要更新，否则将来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南非吸引外资能力平平，外国直接投资只占GDP的3％，14国中第7位，恰好居中。旧南非饱受国际制裁，却长期是以“血汗工厂”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的“乐园”；如今新南非在国际上声誉日隆，资本却不怎么看好。当然比起旧南非末期危机时的资本外逃状况还是恢复了不少。
但是南非的税法（尤其是按企业盈利征税这一点）对企业效率损害大，被认为是倒数第二的糟糕因素。而最糟糕的项目是“体力劳动可用性”，南非是14国中倒数第一。首先由于艾滋病等原因，南非是14国中惟一的劳动力减少国家，2008年就减少了3％以上，相反，印度该年度劳动力增长了近3％。其次南非劳动力已经不便宜，蓝领劳务成本排第五位，与韩国不相上下，比巴西、印度和中国都更贵。按照这份调查，南非工厂工人实际工资高于巴西、中国、印度、波兰和墨西哥。就工作效率而言，调查认为，南非工人比俄罗斯、哥伦比亚、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工人生产效率高，但比韩国、智利和墨西哥的工人低。南非教育投入多，但效益差，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高居第四，但高等教育录取率仅为倒数第二。教育系统的缺陷导致技术人才严重短缺。以至于在使用技术和创新方面，14个国家中南非仅排名第11，落后于韩国和其他金砖国家。
所谓“体力劳动可用性”的短板，无疑和“强工会，高福利”有关。南非的失业率高得令人乍舌，劳动力价格却不便宜；艾滋病造成劳动力减少，失业者却还是那么多；正式工人工资不低，社会上尤其是黑人中的贫困现象依然严重。之所以造成这些怪现象，工会为维持会员高工资而限制廉价劳动力进入劳务市场显然是主要原因。工会对“正式”劳务市场的垄断，有利于提高会员工资，却人为地阻碍了就业，同时还在会员与非会员间制造了过大的工资差距。失业者与非工会会员的低收入成为南非贫困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而在工会控制不了的“非正式”劳务市场上，却充斥着廉价劳工尤其是外籍劳工这种最缺乏讨价还价能力的弱势者，从而造成失业率很高的南非同时又有很多外籍劳工的怪现象，以及本系列《之一》所叙述的产生“排外骚乱”的土壤。
很多人都指出，今天南非问题千头万绪，但“南非病”最明显的特征还是失业率太高。失业者等无收入群体的增加导致初始收入更不平等，而这就更有赖于福利制度和二次分配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福利化本身又压抑投资，使失业率更难下降。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因此，在新南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强工会，高福利”模式成为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以“非洲瑞典”道路防止南非走上津巴布韦式的“非洲苏联”之路，南非今天与津巴布韦相比堪称乐土，它的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它又使南非经济发展在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显得相对乏力。如果说在旧南非正如曼德拉自传题目所云《自由之路无坦途》，而在新南非，可以说是繁荣之路无坦途。“强工会，高福利”模式，实在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稳健”的政策与低速增长的经济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新南非19年的经济发展，恐怕就是“稳健”了。围绕这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把这19年的南非经济大致分成四个阶段：
（一）1994-2001年的“稳健”和低增长时期。新南非1994年建立后便实施第一个经济战略“重建与发展计划”，一方面解决黑人民众急需的社会福利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维持或降低税收，减少政府债务和贸易自由化来稳定宏观经济。前者反映左派主张，后者却是市场导向的，两者存在相当的矛盾。这一时期南非扭转了种族隔离制度末期到过渡时期的经济停滞与衰退，转入恢复性的缓慢增长。这种低迷状况一直延续到2001年。如果考虑人口增长和过渡时期的衰退，南非1990-2001年间的人均GDP年增长率（0.2%）几乎可以略去不计。
有趣的是，南非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和国际上、当时和以后得到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因为这种政策被认为有长远眼光。为了对付种族隔离末期已经出现、过渡时期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曼德拉-姆贝基政府实行了稳健的经济政策。不过分追求短期增长，而把重点放在控制开支、遏制通胀、稳定货币、保护产权、鼓励投资方面，努力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较好的宏观基础。这是由于新南非建立初期众望所归，曼德拉（以及得到曼德拉支持的姆贝基）总统更具有非常高的支持率，非国大信心十足，不用跟别人争夺短期民意。但是，它在非国大党内却面临挑战。因为这种被南非共等左派批评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初期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立竿见影的刺激效果。而且由于经济低迷，失业率没能降低，迫于经济形势严峻，福利投入也无法满足需要，社会矛盾仍很严重。
（二）2002-2007年第一景气时期。2002年以后，上述政策的长期效果显现，而且这几年国际经济景气也比较正常，因此南非经济增长得以明显加速。2002-2007连续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在4%以上，其中2007年达到5.6%，创下新南非第一个经济繁荣期。但是关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问题却导致了更多的争议。另外，此期间南非经济也显示出更多的“内向性”，经济加速开始与消费，与外贸逆差关联，而不是像旧南非和中国现在那种“奇迹”时代那样与出口、外贸顺差关联。如南非储备银行行长斯塔尔兹所说：每当经济增长高于3%，就会出现高额国际收支逆差。
（三）2008-2009年危机时期。好景不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南非经济也被拖下水，2008、2009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失业人数在本来就很高的水平上又增加87万。与经济危机来临同时，南非在政治上也迎来民主化后最动荡的一年，流血的排外骚乱、非国大的分裂、姆贝基总统被“召回”，莫特兰蒂取代姆贝基而祖马又取代莫特兰蒂，都发生在这两年危机期间。
但是，这期间南非经济政策方面却没有太大的争论，或者说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从姆贝基、莫特兰蒂到祖马，基本都援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付危机的传统手段，即以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保障就业。而且由于此前姆贝基的经济政策长期稳健，银根较紧，赤字较少，转向宽松、扩张的余地就比较大。因此南非改行凯恩斯主义以应付危机效果也比较好。
（四）2010年至今的正常增长时期。由于上述原因，南非经济的衰退不到两年，于2009年年末开始触底反弹，2010年经济恢复了2.7%的正增长，其中，矿业增长了6.5%，制造业4.9%。但是矿业是个出口产业，制造业的增长该年也主要限于汽车及零部件、钢铁等若干出口率高的领域，其他领域并没有明显变化。这就体现了新南非经济如今的一个特点：占比较小的外向型部门（矿业与部分制造业）对国际景气敏感，危机时领跌，复苏时领涨。但是占经济总量三分之二以上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中的内需部门，则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2011年南非GDP实际只增长3.1％，2012年也只有2.6％，而今年（2013）头几个月的情况似乎还略逊于去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仅1.9%，南非官方已调低今年的预期）。其实根据种种迹象，很多人都相信南非经济将会有下一个景气，如世界银行估计在南非目前的政策环境下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潜力应当是3.5％。我也相信这一点，只是其实现似乎会晚一些。
繁荣之路无坦途
无论如何，近20年来南非经济中长期的增长远不能说是快的。这与种族隔离最残酷年代的所谓“经济奇迹”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一般认为旧南非经济增长的高峰是1981年，该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的人均GDP达13510美元，此后再没达到这个水平。
很多中长期的数据可以证明南非今天的经济增长到底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从纵向而言，非洲发展银行1999年报告说：南非1980-1990年（种族隔离后期）GDP的年均增长率为4.2%，1991-1998（过渡期与新南非初期）年降为1.4%。经合组织报告说：新南非人均GDP增长在1994—2009的16年中每年只有1.6％，而最近十年（2000—2009）稍微改善，达到2.2％，但仍低于同一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率（每年3.1%），更不用说低于其他金砖国家了。
从横向而言，南非一直是非洲第一经济强国，但优势似乎在缓慢减弱：种族隔离时代通行的说法是：南非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产值。新南非建立之初的1990年代，流行说法变成南非占全非洲GDP的25%，占南部非洲的80%。最近的说法是：2009年南非GDP占整个非洲的19%，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0%。
就经济总量的全球排名而论，旧南非经济繁荣时期是相当靠前的。1990年处在过渡期混乱中的南非在全世界还能排第26名，1996年就变成第28，而最近在美国中情局《世界概况》网站的排名中又成了29位。南非过去30年来一直被国际机构列为“高中等收入国家”，但近来已经有一些排列把她算作“低中等收入国家”了。最常被人提到的是瑞士IMD世界竞争力中心的“竞争力”排名，南非这些年来位次不断后移，2013年5月最近一次南非就后移了三位，前所未有地跌落到第53。
其实，南非的名次也并非总是后移，就在2010年，南非因为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表现出不错的抗衰退能力，排名上升到第44位的历来最高点，没想到其后的三年里她的复苏却表现很差，于是又连跌了9位掉到最低点。可见新南非的经济的确是够“稳健”的——别人糟糕时她不那么糟，别人好起来她却还那样！
不少观察家都注意到：南非的经济增长比发达国家快一点，但是在金砖国家中，在“新兴市场”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她却是最慢的一个。有人还以南非的经济增长与美国相比较：旧南非在1980年“经济奇迹”最高峰时，人均国民收入曾达到当时美国水平的22.6%。但1985年种族隔离末期出现危机时，就跌到了9.8%。新南非建立后，到2000年，这个比值更进一步跌到只有8.5%。此后新南非进入第一个经济景气时期，2005年人均收入达到了美国的12.4%。再后来虽然经历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但由于美国受冲击更大，到2010年这个比值再达到15.5%。
根据这份研究的预测，到2015年南非的人均国民收入据说会达到美国的18.0%。尽管与美国的比值仍然低于旧南非的最高值，但要知道，这25年间美国经济在社会平稳状态下有相当增长（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属于高的），南非却经历了黑白交替的历史性大变革，与美国的差距拉开不多，也应该说是相当成功了。
的确，最近这些年来美国经济增长在经合组织这个“发达国家俱乐部”中算是领先的，不仅高于欧盟，也高于日本。南非如果照如今的趋势走下去，能够缩短与美国的距离，缩短与欧、日的距离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那得多长时间呢？由于其他新兴国家都比南非快，如果情况不变，南非在这场追赶发达国家的比赛中还会向目标前进，但肯定是会比其他新兴国家后到。
如前所述，南非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一直不是把短期内尽快提高经济增速作为首要考虑的。这种思路其实包括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右派”或曰“新自由主义”的，它强调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主张长期的自然增长，反对用凯恩斯式的国家财政投入来刺激经济，人为拉高增长率。二是“左派”或福利主义的，它强调国家财政主要用作二次分配手段，维护社会平等，满足穷人的生活需求，而不是用来投资拉动GDP。因为这样的思路兼顾了左右派的部分想法，所以虽然南非国内和非国大党内斗争风云多变，但这种“稳健”的政策一直延续下来。
但是近年来，经济长期的低速度似乎使南非人着急了。经济长期低迷，一方面使失业迟迟得不到改善，贫困问题也无法真正解决。另一方面使国民储蓄率长期低下，更要依赖财政投入来维持经济成长，也就更难维持财政平衡，这样一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诉求都难以实现。
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认为南非经济增长乏力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合组织在其2013年南非报告中就称：南非经济中的第一个缺陷就是“人均收入增长一直比大多数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慢”。因此，“南非需要实现快速、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等也有类似看法。
因此，近来南非领导人已经越来越强调增长的重要。祖马总统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指出，南非“正在建设发展型的国家，而不是福利型国家”，表示了不能为福利牺牲发展的态度。这在新南非实属罕见，尤其祖马通常还被认为比姆贝基更左，而姆贝基都没有这么讲过。而另一方面，原定要把预算赤字从反危机时占GDP的8%，到2012/13年度降回到4%。但这个目标看来也放松了（实际仍在5%左右），而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主要是斯蒂格利茨等偏向凯恩斯主张的学者，也一再呼吁南非不应该把控制赤字、而应该把促进增长作为主要目标。
但是，就在南非朝着这个方向转的这两年，她的经济增长仍在不断减速。显然，南非经济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远不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作调整就可以解决的。这些年来，南非经济宏观的基本面其实一直不错，政府的政策一般认为也还合理，为什么经济增速就是上不去呢？
如前所述，其实南非经济的问题主要不在基本面上，而在深层结构上。南非经济中对国际景气变化和国内宏观政策调整较敏感的外向型制造业和矿业部门如今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而在经济总量中占主要部分的服务业，或曰第三产业，却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和“自给自足”、自我服务状态。而南非现在已不是种族隔离时代，在民主制度下已经不存在靠“低人权优势”的血汗工厂发展外向型制造业创造“奇迹”的可能。同时南非在种族隔离时代已经完成工业化，虽然因为社会制度畸形，贫富之别悬殊，但是人均GDP水平很高——尽管南非经济陷入低速已近30年，而中国“奇迹”般的高速已经30多年，但南非现在仍然比中国高出一截。在这样高的基数下，面对各种相当高的要素成本，南非再想靠只占GDP百分之十几的制造业去拉动整个GDP的增长速度，恐怕也是做不到的。因此，南非经济要有明显的提速，多半还得在第三产业上下功夫，使第三产业高端化，增加创新性，提高附加值，进入全球市场。
这就不是基本面上的经济政策调整能够解决的，它甚至也不光是个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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