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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金融衍生产品为杀伤武器 中国应坚持金融管制

企业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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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斌

2013年6月中旬美联储突然宣布可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引起美国、欧洲、亚洲、拉美股市骤然暴跌。这显示出美国股市高涨并非反映了良好的经济复苏,而是严重依赖于美联储滥发货币刺激的泡沫膨胀,就仿佛是一个病人表面上脸色、精神已恢复正常,但实际上是大量输血、输氧形成的康复假象。倘若美国经济和股市已经进入了真正康复阶段,就应该像真正康复的病人一样高兴地期盼着出院。

企业家如何避险

西方媒体将唱空中国经济的舆论炒作得沸沸扬扬,引起了中国官员和众多国有、民营企业家的焦虑担忧,他们感到宏观不确定性加大了生产、投资的困难与风险,还有些企业家询问是否应听从高盛、汇丰等美欧银行家的建议,采取一些美欧流行的金融避险工具来规避市场风险,购买看空的各种套期保值期货、金融衍生品防止市场骤跌,如购买石油期货、外汇期货、股指期货、信用违约金融衍生产品等。

在一次有着众多中国大型企业参加的企业家聚会上,来自华尔街著名投行摩根士丹利的银行家登台演讲,他宣扬美欧股市不断高涨正呈现出旺盛的牛市形势,甚至连希腊股市也出现了令人羡慕的大幅度增长,原因是美欧推行金融自由化构建了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中国金融改革应效仿美欧模式才能走出低迷股市,特别是应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引进美欧金融衍生产品,这样企业既能规避经济风险又能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华尔街银行家的发言赢得了参会官员和企业家的热烈掌声,某位企业家称感到美国银行家内容新鲜有趣,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与金融创新的潮流。

在2013年西方跨国银行纷纷唱空中国经济的不安氛围之下,中国企业家究竟应何去何从不仅关乎经营业绩风险,甚至还可能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和本人身家性命。从中国企业家聚会上对华尔街银行家发言的热烈掌声,就可知晓人们并未从许多损失惨痛的案例中吸取教训。人们不应忘记就在区区数年前美国即将爆发危机的2007年,众多中国企业家、银行家就曾在华尔街银行家的建议下,为规避石油涨价、外汇波动等风险和获取诱投资人回报,斥巨资购买了大量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产品,结果非但未能规避风险反而蒙受了千百亿巨大损失。众多富有的民营企业家购买了累计期权金融衍生产品,蒙受了存入8000万倒赔1亿多的瞠目结舌损失,后来才知道这是华尔街著名投资银行巧设机关,为中国民营企业家专门量身制造的“富豪杀手”。

警惕金融赌托骗

斯诺顿揭露的美国棱镜计划将中国当作监控重点,意味着可以随意查看中国企业、银行的市场仓位,金融市场变成了暗藏欺诈千术的不公平赌场,同境外赌博财团在中国非法开设的赌球非常相似,华尔街银行家就仿佛是伪装得和蔼可亲的赌托,事先详细调查企业家的财务、资产、嗜好等情况,精心设计看似偶然的机会接近、诱骗猎杀对象,故意利而诱之让企业家染上赌瘾落入圈套,趁受骗企业家尚未醒悟就残忍榨干其全部家产,待知晓赌托是害其家破人亡的仇人也无可奈何。资本为榨取赌球的小钱尚且可以设计如此精致骗局,更加不会放过获利前景亿万倍于赌球的金融赌博。

2007年西方媒体曾不断唱多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石油价格飙升呈现冲击每桶200美元大关态势,中国众多大型国有、民营企业为规避多头涨价风险,纷纷在华尔街银行建议下购买石油、外汇等衍生产品,没想到真正到来的风险是危机爆发后商品市场大空头。2010年美国投资者揭发了高盛涉嫌金融欺诈的确凿证据,高盛总裁在危机爆发前夕一面指示下属做空,一面蓄意隐瞒实情并诱骗误导投资客户继续做多,美国监管机构对高盛立案调查并处以巨额罚款。这清楚表明当年华尔街投行是以规避风险为名蓄意欺诈,致使中国众多的大型国企、民企蒙受了千百亿元惨重损失。

从西方媒体舆论到国际市场行情骤然发生出人预料的变化,对众多企业家、投资机构和中小股民意味着巨大损失,而对暗中设局的国际金融资本来说则意味着巨大收益。西方经济学理论、模型对预测这种经济风云突变束手无策,因为,其推理前提是不存在任何道德风险如蓄意欺诈,中国人受西方经济学理论误导会变得不存疑心而易受欺骗。中国企业家对美国摩根士丹利的银行家讲演报以热烈掌声,愿意倾听高盛、汇丰等跨国银行的建议来避免风险,却不知晓这意味着自己已变成被猛兽盯上并伺机捕杀的猎物。

2012年3月高盛的前副总裁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公开发表的辞职信,揭露了高盛的公司文化就是将客户当作傻瓜、木偶来欺骗,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金融衍生品部门前雇员弗兰克,曾撰写了一本畅销全球的金融纪实著作《诚信的背后》,揭露公司组织狩猎鸽子比赛作为培育冷酷残忍精神的业务训练,通过无情蹂躏作为“和平和善良”象征的鸽子,彻底清除人性中存在的不忍伤害别人的善良天性,让金融家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毫不心慈手软,愉快地运用金融战争的枪炮和子弹,“刺穿那些拥有财富、不存疑心的‘人鸽’的胸膛”。

西方衍生避险工具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13年西方媒体再次唱多美国经济,宣扬股市、楼市高涨正在进入大牛市,劝诱中国企业进入购买股票和房地产,同时唱空中国经济并诱惑购买衍生品工具做空避险。但是,中国企业家应该对金融衍生品的本质有更清楚的认识,金融衍生产品表面上只是规避风险的中性投资理财产品,实际上已演变为掠夺投资者巨额财富的金融欺诈工具。数十年来美国盛行的名目繁多的种种金融衍生产品,未经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充分的局部试验就投入了市场,结果造成了无数损失惨重的案例并酿成冲击全球的次贷危机,美国著名投资家巴菲特将金融衍生产品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欧金融财团操纵金融创新方向服务于其谋取暴利贪欲,致使原来具有避险功能的金融工具蜕变为赌博工具。倘若金融衍生产品的目的确实是为了规避经济风险,其金额就应该小于或与被保险资产金额不相上下,就像火灾保险销售金额远远小于可保险的房屋、财产金额。但是,数千亿美元次级房贷却衍生出了数十万亿美元的次贷违约保险,金融衍生品已变成了商业化金融赌博的欺诈设局工具,变成了人为酿造金融危机掠夺各国财富的金融战争武器,美国次贷危机造成全球财富损失高达数万亿美元就是真实例证。

当前股票、商品、外汇、贷款、债券都有避险金融衍生工具,而且其交易金额远远超出了被保险各种资产自身规模,这意味着经济风险已变成了金融投机赌博的下注对象,意味着卷入金融衍生品将面对更大的投机赌博作弊风险。譬如房屋衍生出的火灾保险金额远远超过了房屋财产价值,而且与房屋毫不相关的人也大量购买房屋火灾保险,意味着火灾保险市场沦为了下注押房屋着火的赌博场所,企业家购买这样的保险就意味着房屋财产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许多人都有强烈动机纵火骗取房屋发生火灾的巨额保险。企业家的明智选择是宁愿面对自然发生的天灾,也不可踏入欺诈手段变化莫测的金融赌场遭遇人祸。

国际金融大财团胁迫各国放开各种金融市场和利率、汇率,就是为了操纵市场大起大落获取暴利并人为制造风险,进而诱迫别国企业、银行购买其兜售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然后人为操纵股价、利率、汇率等发生突如其来的变化,操纵政府、央行发布消息引发出人预料的市场动荡,甚至突然改变政策如不救雷曼故意引刺破泡沫引发金融危机,确保希望规避风险的众多企业、银行成为对赌输家,这样就能利用各种市场的衍生避险工具获取天文数字的暴利。众多企业购买石油、股票、资金、外汇等市场的避险工具,结果非但无法躲避油价、股价、利率、汇率变化的风险,反而同高盛等华尔街财团对赌中蒙受惨重损失,原因在于各种市场及其衍生避险工具都受大垄断财团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操纵丑闻、高盛预谋做空次贷衍生品丑闻,都表明放开利率、汇率的结果不是市场化而是大财团操纵化。

如何应对未来的震荡

中国企业规避宏观经济风险不能依靠西方金融避险工具,而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抵御外来冲击。尽管中国房地产泡沫指标比当年美国、香港更为严重,但是,美国金融垄断财团以前虽多次唱空、做空中国均遭遇失败,原因是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独特优势,政府对资本账户、利率、汇率均实行严格的管制,国际热钱唱空、做空中国难以引发利率飙升等危机连锁反应。中国应借鉴美欧在二战后推行金融管制化的社会改良政策,遏制资本投机贪婪并避免发生大的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吸取里根执政后推行金融自由化并取消政府管制措施,结果短短10年就诱发损失3000亿美元的储蓄信贷银行危机,2008年又诱发了损失数十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美国二战后迫于冷战压力曾允许各国推行社会改良,主动鼓励欧洲、日本等实行严格的资本账户、利率、汇率管制,承认担忧美国垄断财团像“贪婪野兽”一样掠夺财富激起民变,像失去中国大陆一样失去欧洲、日本、韩国和台湾。事实证明这些政府管制措施有利于形成真正的、有效的市场化,保证资源流入实体经济而不遭到投机资本的掠夺、挥霍。

中国金融改革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原则,吸收实体经济部门参与制定金融改革方案和货币政策,避免美欧金融资本贪婪导致虚拟化、投机化的恶果,为获取金融衍生避险工具的暴利故意而制造各种风险,脱离实体经济并陷入自我服务、自我空转的状态,这样才能规避众多国有、民营企业面临的宏观系统性风险。中国实现商品、股票、利率、汇率的真正市场化,意味着政府始终需要采取有效的行政、经济手段,排除大垄断财团为获取投机暴利对市场运行的干扰,确保由从事外贸的众多企业不受干扰地决定市场汇率,由真正需要购房的广大民众不受干扰地决定住房价格,防止大垄断财团炒作泡沫人为操纵各种市场价格大起大落,一旦出现类似香港金融危机期间国际热钱制造恐慌,政府就应果断采取有效的行政措施改变市场规则,同时干预市场阻止国际热钱操纵楼价、股价、汇率、利率,否则就是政府坐视国际热钱操纵市场而无所作为,就会导致众多企业、银行和民众的财富横遭劫掠。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不是放弃而是始终坚持必要的金融管制,推动真正的市场化而不是放纵资本投机操纵的自由化,确保不管全球经济如何动荡和热钱如何兴风作浪,都能将汇率、利率等始终保持在适合实体经济正常发展的水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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