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豪
易中天先生前时推出了以其名冠名的《易中天中华史》系列的头两卷。
在北京大学举行的个人演讲中，易先生形容自己的“中华史”是一部“轻松好读，引人入胜，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中华史诗”，并且直言写这部中华史，是为“爽它一把”，宣称“我不爽，肯定不行的，我不爽，读者就不会爽，读者不爽，我就不会爽，说得难听，写书这事跟做爱是一样的，双方都爽。”
显然，易先生不满过往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说方式，他的野心是要阐释“文明的意志”，并试图找到“中华的位置”。所以，若要在这里觅获实打实的历史知识，估计难餍人心意，因为我猜这是作者不屑的教科书写法；若你要在这里求得关于中国历史的统贯之说，估计也将悻悻而归，因为作者忙于展开全球视野的宏观比较；而即便旁无所求，单单为知一人一事之理，也所获有限，因为作者心心念念的是“文明的意志”“中华的位置”，以及迭出频现的公民教育言论，好几次我竟一时恍惚，易先生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作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报告。
我们不该据此批评易先生。但我困惑的是，力求站在全球视野来思考中国历史的易先生，自身到底具有多宽广的全球视野？随举几例，譬如有读者指出《国家》一卷中对于“罗马”的指称颇为淆乱。罗马王国、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这些国家名称里确都有罗马这个词，但不代表就是同一个罗马，事实上，它们彼此间的时间跨度几达1700年以上，易著中却没有明述。再例如为了说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而以雅典概希腊之全，置斯巴达、马其顿这类非民主城邦不论，自然也是说不过去的。而概括中国历朝历代之特质为“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变成了明日黄花。时代风气由宋的纤细，元的空灵，直至明的世俗，清的官腔。”读起来朗朗上口，但也不过是上口而已。至于全书为求爽而不求确，不求雅，口语漫天飞，比喻满街走，诚然够生动，够接地气，可怎么都透着一股油滑取巧。如果说余秋雨是一味求雅，那易先生则总是刻意逆袭，偏往俗里走，甚至算不得中道。
而易著《中华史》其实颇反映出如今的历史畅销写作的两大特点。一是盲目接地气，透彻点说，是为求听众。所谓用读者明白易懂的方式来说古讲史，到头来不过是用读者喜欢的价值观来诠解历史。即如当年易先生讲三国，即多以小人之心来解释三国英豪的诸多作为，诚然现实不免充斥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但历史的叙说者若是只能提供读者这些厚黑学材料，甚或直接以厚黑学视角来看取历史，实在也未免太过小看了古人，错看了历史。更要紧的是，这种看似作者引领读者，实则是读者裹挟作者的历史写作，使得写作者仅仅试图满足同胞们的一切欲望，甚至是欲望中尤为粗鄙的那部分。他们更多扮演的是媒体明星和段子批发商，而写作最终沦为表演和牟利的工具。
盲目接地气之外，不少写作者总试图要站在全球视域下来考察中国历史。所谓全球视域，不是只有一个欧洲，一个美国，其间复杂性真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明。而基于全球视域的比较，更需作者对中外历史皆有细致深入的解读，随意来个拉郎配，是谈不上真正的“比较”。学术研究，不必豪气干云。
昔年吕思勉先生《中国地理大势》的总论之言：“现今世界上，有一句话说得好，道：‘国民者，国家之主人翁。’这样说来，我们便都是中国的主人了。我倒有一句话，请问诸位。譬如诸位家里有了很大的房屋，很多的田地，这个自然是很好的产业了。然而这一所房屋，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一共有多少间？有些什么用处？这许多田地，究竟在住宅的哪一面？一共有多少亩？能种些什么东西？诸位却茫然不知。这个还能算得这产业的主人吗？这产业，还保守得住吗！”
历史写作者，不妨先从自家田地房舍算起，好好考究一番自家的分量，未必要忙着去寻觅那多少有些渺远迂阔的“中华的位置”与“文明的意志”。如果中华自有位置，文明自有意志，我想也不会是如此这般爽爽然而来吧。倒不如如周作人为夏仁虎《枝巢四述》作序所云：“鄙人尝言，名山事业未足为奇，唯能以法施人，念及童蒙，委曲敷说，斯乃胜业，值得赞叹耳。”若果能如此，我以为反倒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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