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涌
最近，中国医师协会表示受卫生计生委委托，正在研究建立医师“黑名单”的制度。略作检索便可以看到，差不多就在一年前《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发布的时候，医师协会的副秘书长就曾经表态考虑制作医师“黑名单”。
这一次，“黑名单”是不是真的来了？
黑名单再次被提起的大背景，是近期接连发生在医务人员群体上的丑闻：药品回扣和拐卖婴儿。这给医务人员的整体声誉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作为行业组织的医师协会，在这时候提及黑名单，甚至放出要增加终身禁医条款的狠话，应该也是在情理之中。
但问题是，这是不是就喊喊话而已；或者即便某天黑名单制度真的建立了，是否就真的有用？
婴儿拐卖这件事儿属于比较极端的案例，缺乏广泛的讨论意义，但禁止药品回扣都已经写进了2013年医改工作安排当中了，应该不会仅仅是个别现象了。
药品回扣并不是某个药企行贿案之后才出现的，至少那家药企行贿的做法都存在了六七年了。而针对这个问题，作为主管的卫生行政部门其实也没少放过狠话，甚至两高都加入到放狠话的行列，把医生收回扣列入了商业犯罪的范围。但效果呢？
直至今日，药价依旧虚高，而基本上医药行业的人，甚至连普通民众都已经非常清楚，药价虚高的部分被用来作回扣或者行贿了。那么药价依旧虚高至少说明，医疗服务领域的腐败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如果刑事犯罪的威慑力都无法遏制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一个行业协会的黑名单是否能够起到真正的作用？后面按照常规逻辑，应该是分析如何通过制度改革、提高薪酬待遇等等来彻底解决问题，但对这个耳熟能详的题目现在看来说什么都已了无新意。焦点还是继续集中在医生这个群体上。
关于医生收回扣这个问题所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医务人员的待遇过低。改善医务人员待遇、提高积极性，成为新医改的一个方向。去年，医患矛盾骤然升温，尤其是连续出现了砍杀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随后，改善医务人员待遇的呼声在行业内更为强烈。
但在另一方面，只要是从事医疗服务的人大体又十分清楚，公立医院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几乎不大可能允许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一枝独秀”，毕竟还有那么多的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在那儿攀比着呢。曾经采访过的诸多医疗界人士，对这个问题短期解决基本都不大乐观。
体制内改善待遇困难，那么到体制外追求是否可以？这就是近两年讨论非常热烈的医生多点执业的问题。观点稍微激进一点的，是在呼吁医生自由职业。最近卫生计生委的一些动作，似乎昭示着医生多点执业政策可能要有些新的突破。但这个突破能有多大？
放眼望去，医疗服务市场90%以上的医疗资源掌握在公立医院手里。都是公立医院，即便是多点执业不设任何障碍，医生执业的自由程度又能够有多大？对改善医生的薪酬待遇作用又能够有多大？
国务院医改办今年初曾经公开发过一篇关于各试点城市和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状况的调研报告，里面关于公立医院无序扩张、事业单位改革等配套政策滞后都有描述。这至少表明，很多问题不只医疗行业内看到，决策层也已经看到，而且通过舆论宣传，普通公众也已经看到。既然大家都看到了，这些问题就应该得到解决。
第一批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的试点已经在评估了，这轮评估的结果有可能直接影响“十二五”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目标的实现。而县级公立医院又被视作整个公立医院改革的突破口。上述问题能否真的在县级医院改革中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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