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建安的灵感来源与其说是宗教，倒不如说是古代民间传说。“七层壳”里也有这一类的内容，这与他从小喜欢鬼故事不无关联
钱梦妮
邬建安是个瘦高个儿，表情通常都很严肃，藏在眼镜背后的圆眼睛会流露出某种神色。他在介绍自己作品和理念的时候，往往会毫不吝啬地追溯到某个元素很远的出处，听者很容易便沉浸在那讲故事的氛围之中。
在民生现代美术馆即日至8月27日呈现的“向前进——当代艺术与当代城市（一）”展览中，一组名为“七层壳”的作品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它是邬建安这位1980年出生的“年轻艺术家”近期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神怪当中的想象力
展厅中悬挂着七幅巨大的拼贴画，分别呈现出正面人体、九头蛇、六指手掌、六耳猕猴侧面等轮廓造型，色调朴素，但细节颇为惊人。因为走近了看，你会发现这些长5米2、宽4米5的画布上全是一个个精致的小人。每一幅画都用了360块小人零件，而除掉对称图形所需的重复图案，总共有186种不同的“小人”。
“七层壳是个大原型，造出来以后那些小形象就像一本词典里面的词汇，之后可以拼成各种各样的图像，讲述不同的故事。”邬建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
在悬幅旁边的墙壁上，逐一呈现了这些来自他创造的词汇形象：浸蜡镂空剪纸做出一个个四肢纤细、轮廓如皮影的小人，有的表现“伏羲”、有的表现“死火”、有的表现“指摘”、有的表现“试探”。当中的人物都有着古代小说插图甚至远古岩画的味道，这种传统老旧的外形与所表现的稀奇古怪主题词相对应，仿佛有了些许幽默的意思。
“核心思想有点借佛教的概念：每一幅都代表着人的精神侧面，这七个面向构成我们认识世界的角度。”他说，“另外一层意思，七个化身都是那360个形象组成的，就好像佛有好多化身。但佛本身是什么呢？只能通过化身来看。”
邬建安的主要灵感来源与其说是宗教，倒不如说是古代民间传说。他在几年前创作类似的拼接图形名为《蚩尤》，还有一幅叫做《刑天》；而在这次“七层壳”里也有《六耳猕猴》、《愚人船》、《通天塔》这一类的内容。
所有的内容都离不开鬼怪、疯子这些意象，这与创作者从小喜欢鬼故事不无关联。“一个文化最根本的想象力就是鬼故事，这对某种异常的解释，特别本在，是从语言里培育出来的。”他说，“开始的时候会在创作的过程中消解掉自己对它们的恐惧。”
而对于他这种带有明显符号性的创作手法，人们很容易就给贴上标签、抱着猎奇心态来观赏。邬建安对此显然有着非常理智的认识，他认为，正是因为对传统的认识不够深，才会被符号性的东西所吸引、想马上移植到自己的创作中。但过一段时间之后，如果有更深入的思考，可能就会离开这些具体的“剪纸”“神话”——而这也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手工制作
“‘七层壳’的材料工艺等方面，可能拆碎了每个局部都不新，但我想可能是这样一种混搭的模式，出来的混合效果是之前比较少见的——可能是这个层面让人觉得有点新颖，有点实验吧。”邬建安这样分析自己的作品。
另外一个重要作品“九重天”也是类似的创作模式，只不过这次不是在纸面上做文章、而直接请雕刻师傅在牛皮上进行手工雕刻。更有甚者，邬建安还曾尝试过用不锈钢板做激光雕刻——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以镂空、对称为美的“民间剪纸艺术”这个核心。
祖籍上海金山、在北京出生长大，邬建安从北京广播学院广告学系毕业之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拜剪纸艺术家吕胜中为导师。在硕士研究生期间，他的主攻方向是皮影戏。这些学习背景与他自己对哲学、历史的爱好结合起来，成为他最为得心应手的创作源泉。
毕业之后，邬建安留校当讲师，教实验艺术。而他在当代艺术领域中所获得的成就，却恰恰是从传统技艺中汲取到的。“手工艺在主流的艺术系统里常常是受排挤的，他们认为这是形而下、技艺方面的东西。可中国现当代遇到的很麻烦的问题正是：劳作精神的缺失。”他说。
“本来，扎扎实实做事情的态度、思考、经验都在手工艺制作里面养育的。手工艺的东西被打倒了之后，兢兢业业劳作的东西就消失了，或者变得脆弱。”他说，“这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现在人们挣钱就想着怎么样不劳而获，炒房子、搞金融，认为这是精英干的事，一点一点生产东西那是傻瓜。”
在邬建安看来，这种现象最糟糕的地方在于，它跟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某种东西发生了连接，因此甚至还得到了道德上的支持——那就是“把‘道’的东西推到了很高的位置，强调思想、修养上面一种绝对的优越。”
而回到当代艺术领域，情况也正是如此。“可能大多数人都想省事，想容易地、速度快地（出作品）。我觉得这也没错，但所有人都那么做就很傻。”他停了停，继续说，“当大家都这样了之后，反而在那儿认认真真做的人表现出了一种冷静。”
邬建安曾经还带领学生创作过一个实验作品叫做“中华6B”，用三张一模一样的素描纸，分别用一根、两根、三根常用的中华牌6B素描铅笔去涂黑，过程中尽可能减少任何的浪费，直到把整支铅笔的笔芯全部磨完才算数。最后并置在一起，希望阐释“很多时候都在做一些无用功”这个道理。
因为三幅图都是一样的黑，根本看不出材料、工夫的翻倍。他说，这件作品做起来非常麻烦，铅笔到后来就像是在光滑的镜面上滑动一样，根本上不了色。
“手工做永远有疏漏、不完美，人总是有失误，不如机器来得那么准确，但人又总是跟失误在作斗争，永远想做得更好，在这种矛盾关系里反映出人的精神——物化为一种美感。”他说，“这是手工艺最感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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